⊙李长安
近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2007年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据这份首次反映我国农村互联网宏观发展状况的全面调查报告披露，目前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1％；而同期我国城镇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21.6％，城乡“数字鸿沟”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不久前农业部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也坦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仍在扩大。2004年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去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5元。
实际上，“数字鸿沟”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两个偶然事件，而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继新材料和新能源之后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其中数据的采集和整理、信息的生产和传输，正逐步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发动机”。人力资本理论就认为，信息的获取、识别以及运用是增加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而人力资本正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提高劳动者人均收入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具体来说，“数字鸿沟”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一方面，收入水平偏低不仅制约了低收入者信息获取的能力，也会影响他们信息解读的能力。这份调查报告就显示，在不上网的原因中，“没有相应设备”占到农村不上网居民的39.5％，成为最大原因，而这一原因只占城镇不上网居民的26.6％；另一方面，信息的缺乏和信息解读能力的低下，也使得不少农民因为信息闭塞、观念陈旧，最终形成“信息贫困“。正如伦敦巴努斯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信息贫困者是真正的弱者，是新世纪的受害者”。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一国的落后地区，两者极有可能陷入收入低下加深“数字鸿沟”、“数字鸿沟” 拉大收入差距的“恶性循环”之中。由此可见，在“数字鸿沟”与收入分配的背后，隐藏着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数字鸿沟”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联合国的调查数据显示，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富国与穷国间的“数字鸿沟”日益扩大。比如在非洲大陆，固定电话用户仅占人口总数的3％，移动电话为6.1％，而因特网上有关非洲的内容占总量的比例不到1％。当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人口中超过一半的人可以轻易上网时，接近98％的非洲人却与网络无缘。以人均GDP仅为300美元的布基纳法索为例，该国平均每1万人的电脑拥有量仅为2台。正是这种信息贫困的“恶性循环”，使最不发达国家进一步远离国际社会经济生活，日益被“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数字鸿沟”造成国际经济发展中新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已引起最不发达国家居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感，从而使全球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拓展。
在我国，目前横亘在城乡面前的，一方面是巨大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如何跳出“数字鸿沟”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个“恶性循环”的轨道，需要从三方面入手：
首先，必须在尽快填平城乡之间“数字鸿沟”上下功夫。近些年来，我国在扶持“三农”问题上采取了多种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困难。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上，信息产业部已经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实现“村通工程”目标，即2010年农村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2020年基本实现电话家家通的“电信小康”目标。但要顺利实现这个目标，仅靠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世界银行不久前就建议，中国政府可以对本国的计算机制造商给予优惠政策，鼓励开发价格低廉、操作简便的电脑。此外，尽快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即对电信运营商收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给弱势群体以补贴，这种方案已经被不少发展中国家采用。
其次，努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填平城乡“数字鸿沟”最有效的办法。目前，我国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只有4000元左右，这种低收入相对于高昂的电信网络资费来说，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有调查显示，尽管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和宽带市场，但目前中国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比重仍然偏高。发达国家互联网使用价格不到其收入水平的1%，而中国的比例超过10%，是发达国家的10倍，也高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约8%的平均水平。收入水平低下必然导致购买力不足，这无形中也降低了农民对电信网络的需求。
最后，大力提高农民的素质，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现实，也反映了城乡之间信息技术人才分布的不均衡。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是一个信息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的国家。有关数据表明，2006年我国信息产业从业人员占劳动力总数不到1%，而美国就业人口中有一半在信息技术公司或信息密集型企业工作。信息技术人才在农村地区就更显稀缺。因此，大力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他们的信息意识和能力，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