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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有两件事涉及经济学争论已久的问题，很有意思，也值得思考：历史与未来是什么关系？历史能否预示着未来？还涉及到公共政策与市场的关系：是公共政策跟着市场预期走，还是市场跟随着公共政策走？换言之，是应由市场预期引导政策，还是政策引导市场预期？
第一件，随着美国“次级债风暴”的升级，人们对处于垄断地位并总以客观准确及时公正而自我标榜的评级机构，产生了多少年来没有过的质疑与批评。对此，标准普尔公司市场服务执行副总裁Vickie Tillman 8月31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不要指责评级机构”（Don’t Blame the Rating Agencies）的文章。令人感兴趣的是她明确表示：“与资本市场上那些根据预测采取行动的机构不同，信用评级机构是根据记录在案的事实资料发表意见，并不断改进其评级程序”。
第二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调整。自2001年起，连续13次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2003年6月底的1%，成为自1958年夏天以来的最低点。之后，又连续17次调高利率，基准利率被提高到2006年6月底的5.25%，直到前几天才开始下调，形成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加息周期。短短7年，基准利率调整了31次，确实让我们领略了美联储灵活运用利率工具调控经济运行的娴熟技巧。更值得关注的是，没有一次利率调整不在事前的市场预期之中，只不过少数时候调整幅度有所出入罢了，而市场对调整方向的预期也没有哪一次是错的。
Vickie Tillman说了两个问题，只对了一半。其一，“根据预测采取行动”是资本市场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特点，而不仅仅是“那些”，像标准普尔这样的评级机构也不例外。因为交易价格的形成与变动是资本市场的核心机制，这一机制所基于的，大多是带有预期性质的“资产评估”概念，而非完全是静态“历史成本”意义上的会计账面价值。当然，预期也是在对历史有所认识与分析基础上的预测。但不管如何，诸如利率、股价等综合反映类不同参与者预期的价格形成与变动，决定着资本市场更多是基于预期运行的。如此，市场所有参与者的各类决策，就不可能完全仅仅“根据记录在案的事实资料发表意见”。否则，评级机构所“发表的意见”就没有市场，也就换不来他们每年丰厚的收费与利润。
美联储在新世纪里每次利率调整，如何调整以至调整多少，都是市场预期在前，公共政策调整在后。不管是什么性格、知识与职业背景的人担任美联储主席，也不管他在政策调整前如何不顾市场预期而坚持已见，最终他都会服从市场预期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金融市场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可以说，发达成熟市场的一个标志就是公共政策跟随着市场走，用我们的话语讲，就是“政府服务于市场”。
其实，这两个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在经济学上也一直有着争论。尽管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都根源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与“自由市场秩序”，同属“自由市场主义”经济学阵营，但两者在未来能否预测这一点上，却有不同观点。现代奥地利学派创立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预测到1929至1933年经济危机的极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但他始终认为，不同于生物学与物理学的是，经济学并不具备预知未来的能力。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有自由意志与各自不同价值观与思想，其行为不但有目的，而且受着多种原因的驱使，也可能会随时发生改变，因而经济行为不仅受制于“因果关系”，更受制于“不确定性原理”。在米塞斯看来，由于“不确定性”强过“因果关系”，所以，经济学不具备对诸如利率、股价等的变动趋势的预测能力。正因如此，米塞斯领导下的现代奥地利学派，在方法论上不注重甚至反对历史性的经验研究，采用的是主观的、演绎的、定性的分析方法。这被弗里德曼总结为“没有历史的理论。”
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则非常强调经济理论对未来的可预测性，他对经济模型与各种理论有用与否的主要判断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对未来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他甚至认为“如果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理论的假设甚至可以是错误的。”在他看来，经济学的预测能力来源于对历史与经验的认真研究，理论必须得到经验的检验。为了证明这一点，弗里德曼同其合作者写作出版了《美国货币史》，用以说明基于萨伊定律的“货币数量论”是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模型，并以此反对缺乏历史与经验研究的奥地利学派理论以及凯恩斯模型。这被他自己总结为“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经济学。
正是基于以上对过去与未来关系的不同观点，尤其是有关未来可预测性的争论，奥利地学派一贯支持不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政策，芝加哥学派则主张有限干预观点。现在看来，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远大于奥地利学派。这无论是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量上，还是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运用角度观察，都表明芝加哥学派是胜利者。
从两者之争中，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和一个启示。结论是，过去对未来并非没有预示，“过去是未来的老师”也未见得没有道理，基于过去而对未来经济行为的预测，也是应当做的正确事，因而信用评级机构就不能排除在“根据预测采取行动”者之外，因为其相当一部分工作不可能不带有预测性，仅仅以“根据记录在案的事实资料（也就是‘过去’）发表意见”为由开脱自己在“次级债风暴”中的责任也就难以成立。
启示是，中国要实现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目标，成为世界认可的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从现在起，政府机构就应不断缩小自己的范围，至少应逐步改变目前市场预期跟着政府走的局面，政府更不应该再以所谓能够“引导或改变公共预期”甚至“出其不意”作为制定与出台公共政策的指导原则，或者以此标榜公共政策的“有效”与决策者的“高明”。需要明白并不断强化的意识是，政府及其公共政策的“牛鼻子”被市场“牵着走”，尽量避免“出其不意”，恰恰是公正有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