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规制理论中有一个俘获理论，它认为，规制机构实际上代表了社会的某一特殊利益集团，规制的整个过程最终将变成是为被规制的产业服务，规制者被规制的对象所俘获。俘获政府规制即促使政府进行规制的，或是规制对象本身，或是其他有可能从中获益的人。政府规制与其说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毋宁说是为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英美国家出现的放松规制运动，与此是有很大关系。
暂且不论在此次交强险的出台中，银监会与保险公司是否结成利益集团，此次交强险侵害广大司机的利益（尤其是守规司机的利益）则是客观的事实。
首先，交强险中的“无责赔付”造成违规收益大于成本，容易纵容违规。交强险中关于“无责赔付”的规定非常笼统。如果责任者是非机动车或行人，这种规定无可非议。然而，“无责赔付”的规定却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界定。不管责任者是谁，受损害的一方（人或财产），不管损害大小，也不管是否可以协商解决，都会得到赔偿，而且是相互赔偿（最终是差额赔偿）。这种做法，一是加大了交易成本，因为这其中既有大量的时间消耗，又有各当事人之间大量交易上的物质支出（如话费、交通费、误工费、保险公司之间的交易费等等）；二是无形中造成有责方违规收益大于成本，这里的违规收益并非仅指物质上的收益或伤痛的减轻，而是指广义的收益，它既包括精神上的满足，也包括物质上的获得，后者是违规应遭处罚额加上净赔付额。这里的应处罚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应处罚而没有处罚或处罚较轻，其二是应重罚而没有处罚或处罚较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遭到处罚或处罚较轻就转变成了有责者的收益。考虑到净赔付，这种双重的收益加上精神上的满足，会纵容违规者的违规行为，甚至还会激发“碰瓷者”的犯罪行为。
其次，交强险保费高于商业性的第三者责任险，而保障则低于后者，背离了交强险的公共性。交强险保费是1050元，赔偿限额只有6万元；而同样保费的商业性的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至少10万元，两者差距显然很大。众所周知，企业存在的目的是获取收益最大化，赚钱是其天性，保险公司概莫能外；而规制机构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法规则应着眼于公共利益，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尽管存在社会收益，但没有私人利益，否则就失去了规制的意义。保监会作为保险业的规制机构，也同样如此。然而，从交强险的实际操作看，似乎其营利动机比保险公司还要强烈得多，这与规制的公共性极不吻合，相反，是对公共性的严重背离。
再次，与第二点相对应，交强险客观上确实存在着暴利。相对于商业险，同样赔付下的高保费，或同样保费下的低赔付，使得暴利成为客观必然。保险公司的商业险不会“赔本赚吆喝”，既然它们能够盈利，那么毫无疑问交强险的盈利会高得多。退一步说，即使商业险盈亏平衡，交强险的高保费和低赔付也同样能够保障其盈利，一些保险公司对交强险的打折销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实在是令人费解。
实际上，这里的集团利益就是部门利益。部门利益是很多国家的痼疾，即使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部门利益也同样存在，有的还比较严重，这也是一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要放松规制的原因。因为只要存在规制，就难免寻租和创租行为，从而产生大量租值耗散，即无谓的财富损失；而放松规制却可以带来巨额收益。如美国放松航空业规制每年带来137至197亿美元的收益，放松铁路业规制每年带来104至129亿美元的收益。一正一反，放松规制带来的社会收益是十分巨大的。
中国的市场还很不完善，尤其像金融（比如保险）这类市场，不规范程度更严重，因此，规制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规制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增加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保障公众利益。就保险市场来说，规制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或增加保险公司的利益，而是通过规范保险市场保障广大投保人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很多规制机构做得远远不够。
不过，从规制理论来说，试图让规制机构完全着眼于公众利益，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它们很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俘虏。因此，从长远来说，在规范市场的条件下，及早放松规制才是根本性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