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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一位高产经济学家，出版了十余本专著，发表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并且担任多家一流经济学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
巴罗的系统化思维方式大大开阔了他的经济学视野，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的宏观经济理论。
⊙史晨昱
任意打开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你都能发现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这个名字。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对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货币理论与政策等领域都贡献卓越。
1944年，巴罗出生于美国纽约。1965年，巴罗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获物理学学士学位。此后，因“喜欢把数量分析与应用社会科学的政策问题结合在一起”，研究兴趣从物理学转向经济学，1970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巴罗先后执教过多所名校，自1986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目前是该校瓦格纳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又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巴罗是一位高产经济学家，出版了十余本专著，发表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并且担任多家一流经济学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在巴罗的世界中，经济不仅与政治、人口、教育、文化关系密切，甚至与宗教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大大开阔了他的经济学视野。巴罗的非凡才华触动了一大批青年经济学家，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的宏观经济理论。
奠基理性预期学派
早年作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巴罗是非均衡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领头人。他在197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收入与就业的一般非均衡模型”和1976年出版的《货币、就业和通货膨胀》一书中，建立了完整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配给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奠定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础。
随后，世界石油危机诱发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同时迸发，打破了凯恩斯神话。正是从这时起，巴罗不自觉地抛弃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加入到理性预期学派的阵营中，并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他在这一时期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和货币理论两大领域中。
1974年，他发表了《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对传统“李嘉图等价假设”重新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著名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发现，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居民宁愿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支付未来的税收负担，因此消费需求不会上升，更不会出现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同时，居民增加的这些储蓄都购买了债券，使得债券需求的上升刚好等于债券供给的增加，货币需求不变，所以对利率也没有影响。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巨大反响和争论，可以说该定理本身就开辟了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吸引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该文也是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献之一。
在货币理论方面，他最重要的贡献是1976年发表的《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他发现，从长期来看，货币增长率并不能影响产出、实际利率及其他实际变量，即货币是超中性的。
古典的宏观经济学一向给人一种空中楼阁、不切实际的感觉，而巴罗的研究尝试把宏观的理论建立在稳固的微观基础上。巴罗所著的《宏观经济学》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教材，也是从事经济政策研究或制定者的必读课本。
新辟货币政策研究
一般来说，保持价格稳定是一国政府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但是，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有激励保持价格的稳定，以及如何才能达到价格稳定的目标?在政策操作上，保持价格稳定的政策目标通常是委托中央银行来实施的。但是，在人事任免上还是在具体的政策目标的制定上，中央银行往往又受制于政府。政府的政策目标往往是多元的———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保持价格稳定，还要追求充分就业。在多元政策目标驱使下，当政府感到经济增长等其它目标更重要的时候，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通常会牺牲价格稳定。这种机会主义既指单个政府在当选前后政策行为上的不一致，也指相继上任的不同党派政府的政策行为的不一致。
建立在理性预期假说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政府能否实行无限制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能力将使得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动态经济中失去效果。
2004年的诺奖得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首先正式考察了政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政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最终导致产出不变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加剧。
不过，这一见解只有在巴罗和戈登的研究结果出来之后才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 。1983年，巴罗和戈登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货币政策模型中的固定规则、相机抉择和声誉”的论文，他们创造性地引入了诱惑和执行的概念，通过考虑声誉的约束进一步细化了对政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的研究。
巴罗和戈登的模型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建立公众对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目标的信心，必须对中央银行加以某些外部规则约束，或者由保守的、注重声誉的领导者来领导，以保证中央银行的言行一致。这样一种规则被许多国家（例如新西兰）写进了中央银行的宪章。
复苏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核心课题之一。1960年代诞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最重要的预测就是“趋同”，即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将“收敛”于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穷国最终能够赶上富国。但该模型忽略了决定长期增长率水平的技术进步因素，所以不能解释世界各国的巨大财富差异。此后，增长理论变得过于技术化且缺乏与经验应用的联系，陷入死气沉沉。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的研究热潮再度掀起，逐渐形成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旨在寻找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认为长期增长率是正的，因为人力资本的积累、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活跃、技术的扩散等等。同以前的增长理论相比，内生增长理论更注重经验的含义和理论与数据之间关系。
1990年代，巴罗的研究兴趣集中到增长理论上。他在该领域的研究精力最为集中、持续时间最长、成果也最为丰富。他的“一个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中的政府花费”(载1990年《政治经济学杂志》)论文讨论了内生增长模型中政府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分析了最优税收问题。他认为，政府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出生率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性，
接着，他在“各国的经济增长”(载1991年《经济学季刊》)、以及“趋同”(载1992年《政治经济学杂志》)两篇论文中，从国家间截面分析、国家中不同地区的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各个方面，研究了新古典经济模型的趋同含义。在巴罗看来，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有很多，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影响强，有些影响弱。
他把这些因素分为两大类，一是“今天的经济是什么样子，主要用人均GDP来衡量”；二是技术方面的因素。就第一类因素而言，当初人均GDP很低的穷国，后来的经济增长率一般较高。这种例外情况的成因主要体现于第二类因素的许多增长环境因素上。第二类因素-技术，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技术的作用效果是有条件的，取决于经济、政策、制度、社会和文化等环境因素。“趋同”仅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存在，只有当一系列解释变量都相同时，经济才“收敛”到相同的平衡增长路径。总体来说，由于穷国这些变量的值较差，所以它们并不比平均水平增长更快。
1995年巴罗与沙拉-伊-马丁合著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系统介绍了1950年至1990年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成果，强调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应用以及理论假设与数据间的关系。这一理论与经验的结合是经济增长理论复苏的最激动人心的表现。1997年巴罗出版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国家间经验研究》，深入探讨经济增长的根源，提出的维护法治、削减支出、降低通货膨胀等主张对各国经济政策有很强的影响力。
除理论研究外，巴罗还是《商业周刊》特约评论员和《华尔街日报》的长期撰稿人。他把经济学从圣坛上拉下来，用它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这些文章文笔犀利，语言风趣，洞察深邃。
巴罗已成名多年，在学界备受尊崇，且有无数作品传世。他现在所欠缺的，或许就是一个诺贝尔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