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民生
2007年的中国，有两个经济数据注定要写入史册，并成为人们研判中国社会出现历史性转折的少数几个专业指标。这就是到今年8月，中国内地股票市值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投资者账户数超过1.187亿户。
尤其是投资者开户数，其意义非同小可，至少在民生状态、经济结构和政治文明基础等三个层面上表明，中国社会基本完成了由数千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飞跃，完成了近一百五十年的工业化探索，并为实现一个现代化国家打下了坚实的经济民主基础。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数据现在时常被人解读为股市人气指标或市场过热的标志。也许，人们如此实用地解读它并没有什么不妥。但这1.18亿个账户对应的至少有4000万18岁以上拥有身份证的股民。按一个股民影响3个家庭成员计算，至少有1.2亿人的日常生活与股市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将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与证券市场关系密切。这对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很值得一问的问题。
在展开探讨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三个国家的情况以及中国曾经有过的资本市场发展简史。一个是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一个是目前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还有一个是亚洲最早的工业化国家日本。英国约300年的金融与资本市场发展史表明，民众的广泛参与是构成英国现代经济的基本条件。美国也是如此。而日本早在上世纪上半叶，其股票市值就一度超过了GDP总值。可见，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日本很难成为现代工业强国。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中国并不是今天才有股票、债券的。早在1872年，当时的晚清政府就曾用官督商办的方式，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本国股份制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到民国年间，中国的证券市场曾在远东地区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社会畸形、战祸不断，加上外国势力横行、国内官僚买办资本和其他投机势力盛行，资本市场脱离经济基本面，没有民众基础，大起大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尤其是这4000万股民意味着什么。
从民生的角度观察，4000万股民的参与，1.2亿人的日常生活与股市密切相关，表明中国的民生状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正在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微观基础，反映在民众生活上，至少有三方面的改变，透露出非同寻常的社会意义。
第一，民众的收入来源正在发生重大改变。通过将部分剩余资产转化为资本来获取投资收益，正成为中国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又一自主性很强的收入来源。资本和土地、劳动力、生产资料与知识技术一样，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城市，绝大多数居民没有一分土地，只能通过投入劳动与知识技术来获取工资报酬。因此，通过投入资本这一生产要素来获取收益，就像农民通过土地获取收益一样，正成为城市居民试图开辟的又一经济来源。这就是为什么在4000万股民中，城市居民占绝大多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民众的经济观念正在发生重大改变。通过将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避免因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而造成的财富损失，进而获取与经济增长相吻合的更高收益，正成为民众理财意识觉醒的标志。研究表明，从长期趋势看，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股票收益要明显高于债券和储蓄。从去年开始的储蓄大搬家说明，民众对于储蓄、债券、基金、股票等不同投资理财的认识日益清晰。不仅如此，这种观念的转变，还表现为投资者主体意识的增强。这种自主权益意识的觉醒，将对经济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第三，民众的生活保障基础也在发生重大改变。在看好经济前景的前提下，民众将部分收入转化为投资，获取长期投资收益，一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因退休或失业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减少进而影响生活质量的窘境；二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个人财务自由，按照自己的理念安排生活。这样一种自我保障意识在广泛的社会人群中自然扩展，无疑将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格局与长期安定有实质性影响。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观察，这4000万股民的参与，表明中国经济的金融资源结构以及其他要素资源结构，特别是其中的权益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对中国经济的制度框架产生深远影响。这中间也包括对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巨大影响。
首先，中国经济的金融资源结构以及其他要素资源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改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主要资源，包括金融与其他资源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都由行政部门所掌控。现在，当特大型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先后步入股票市场；当4000万投资人拥有了对上市企业的直接话语权，这就使整个社会的资金结构与资本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与此同时，诸如矿产、地产、技术等生产要素资源在证券化过程中，其内在关系也发生了彻底改变。这种要素资源的结构性变革，其意义非比寻常。
其次，中国经济的权益结构与制度框架正在发生实质性改变。在要素资源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同时，中国经济的权益关系也在变革。这种变革表现为国有资产的权益让渡，变抽象的民有为具体的民有。因为，当4000万投资人持有超过21万亿元市值时，他们拥有的不仅仅是市场交易权，更是被证券化的企业命运、企业权益。也就是说，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企业，它的权益必须按市场法则来处分。任何违反市场规则的做法，都是不被允许的。这对原来以行政权力主导的经济制度来说，将是一次全方位冲击。
此外，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调整也因此受到影响，发生更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产业与区域结构调整，多半是由政府主导的，由行政权力主导的结构调整有其先天性缺陷。现在，当4000万投资者介入资本市场，当金融与资本市场已经有相应的融资手段与足够的吞吐能力时，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调整，也就获得了两大利器，一是价值发现机制，一是价值创造机制，从而使这两大战略性调整与资本市场产生持久的共赢互动。这在未来，将是更为壮观的场景。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观察，4000万股民参与，1.2亿人受资本市场影响，表明中国经济的民意基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经济的民主性在增强。而日益扩大的经济民主，正在对包括经济制度在内的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产生多方位影响。
从微观上看，中国经济的民意基础正受到来自资本市场的经济民主思想的影响，经济生活中的民主性不断增强。资本市场是一个法治市场、一个讲究经济民主程序和原则的市场。当4000万投资人依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及权利均等、责任自担的精神参与经济生活时，它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早已超过了经济范畴。而股民的自主权益意识、理性选择意识、法治程序意识与当代民主政治的要求天然交集。这种经济民主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意味深长的。
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的政策思路与管理方式正朝着市场化与法制化方向转变，经济制度的民主性要求不断扩大。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一个把农业文明做到了极致的国家，社会管理中有很浓郁的为民作主、自我循环的农业文明色彩。然而，与农业文明不同，工业文明需要更开放的市场，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与良好的秩序。因此，当资本市场作为生产要素高级配置场所时，它对于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旧有模式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随着市场体系的建立，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策思路自然要发生改变。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多种成分的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当股票市值超过GDP总值、股市有足够影响力时，当4000万投资人都在以平等身份参与经济活动时，当民众的经济民主意识日益增强时，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我们探讨这4000万股民对当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时，有两个隐含前提，一个是法治完善、监管有效的健全市场；一个是自主抉择、预期理性的投资者。只有这两个条件基本具备时，资本市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能达到合适程度，投资者的稳健投资才能实现预期收益。
现在，尽管市场发展很快，股民人数很大，但大多数人还只是追涨杀跌的短线跟风股民，很少关心除交易之外的股东权益，还不能算是成熟理性的投资者。因此，这4000万投资人如果只停留在股民的认识层次上，那将是危险的，是经济波动与社会安定的巨大隐患。从这个角度讲，现在市场各方面临的挑战还是很艰巨的。
不过，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市场建设日臻完善，投资者结构日趋合理，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自然也能够在发展中解决。而当千万万股民真正成为投资者、当股市与中国经济能够持久良性互动时，人们迎来的将不只是投资收益，而是一个新的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