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酷爱三国故事，有个疑问却是百思不得其解。试想在公元200年前后那个冷兵器时代，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万夫不当之勇和运筹帷幄之功的珠联璧合理所应当能在行军打仗中增加更多胜算，但实情却并非如此。说到武将，蜀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这五虎上将无不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武；说到文臣，“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诸葛亮和庞统两个最聪明的军师则又都属于刘玄德麾下。若单个单个比，曹魏的夏侯、司马之流似乎总在蜀汉英杰面前相形逊色。但聚在一起，蜀汉却偏偏斗不过曹魏。为什么从个体上升到整体，结果就如此迥然不同呢？
还是萨谬尔森在其名著《经济学》的开篇解开了我的三国疑问。他说，人们常犯的逻辑错误之一就是“合成谬误（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即简单地把局部结论推广衍生到整体上去。实际上，个体和整体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一个人踮起脚来可以看得更远，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踮起脚来大家反而又什么都看不到了。这种合成谬误在经济领域中同样比比皆是。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特别报道文章就用有趣的数字让我们领略了中国消费和投资的合成谬误。
“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终点”，斯密用这样一句略带哲学内涵的名言暗示了消费者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后世欧美经济学家一系列不厌其烦的实证研究也充分表明消费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动机。但中国经济神话的持续上演却似乎并不买这些经典理论的账，与GDP年均近10％的起飞式高增长如影随形的却是消费GDP占比的反向变化。据OECD和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此项指标的数据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47％下降到2006年的36％，与美国70％左右的水平大相径庭。
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经典理论相左早就并不足奇了，有趣的是对消费GDP占比下降的解释。我们可能自然而然地想到，消费和储蓄是个人选择“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消费降低当然是由于储蓄的同期增加，联系到中国老百姓对不确定未来的居安思危心理以及“预防性储蓄”在发展中国家的盛行，我们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将消费GDP占比下降与中国“高储蓄”拴在一起。
实际上，我们错了。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国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中储蓄所占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的30％下降到了2006年的25％，而同期居民储蓄的GDP占比也从21％下降为15%。也就是说，中国消费者消费行为选择的个体调整与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之间发生了“合成谬误”，个人减少储蓄并没有带来整体消费GDP占比的同向上升。对于这种消费投资悖论的解释不外乎三种逻辑。
首先，经济增长模式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性更强。消费GDP占比下降从统计意义上看无非就是消费增长赶不上GDP增长，那么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前行的别种动力又是什么？答案是投资和出口。在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渐进改善作用尚未完全彰显之际，受别样地方“政绩观”影响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给中国前期GDP增长提供了不容忽视的较强助力，而投资增长过快必然带来了产能迅速膨胀的直接影响，在内部需求无法完全消化庞大产能，且外部需求在美国透支增长模式驱使下长期旺盛的国际国内背景中，中国出口的长期快速增长不可避免。在消费、投资和贸易三股增长推动力的和谐互促机制还未形成时，中国居民减少储蓄的消费行为选择尚无法给宏观经济增长带来深远的结构性变化。
其次，增长红利分配对微观个人的倾斜尚有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柱作用较为明显，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则略显缓慢。虽然工业化给国家长期繁荣富强带来了持久动力，但对于个人福祉的大幅改善却并未形成有力支撑。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的重心地位决定了在GDP增长红利的分配中国家收益和资本收益增长一定程度上可能领先于个人收益增长。由于体制瓶颈和金融抑制，形成了个人回报丰厚的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给居民消费增长速度超越GDP增长速度的约束。
最后，二元经济结构对消费拉动力增长形成掣肘。消费在GDP增长中核心地位的形成需要一个财富分布均衡的社会结构，而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城乡发展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均衡恰恰阻挠了有效控制贫富差距和壮大中产阶层的努力，资产价格不断高企更是不易察觉地带来了二次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在微观主体整体财富增长对消费弹性较大的弱势群体尚无法带来福利大幅改善的背景下，微观个人选择变化的宏观经济效应体现受到了限制。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这种令人迷惑的合成谬误将很可能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入变化而消除。随着消费、投资和出口和谐推动经济起飞，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和谐发展，城乡经济统筹增长，农村金融和中小企业融资稳健开展，社会福利保障对更多群体的全面覆盖，中国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有望提高，而增长红利分配对个人收入的提升也将不断增强，个体消费增长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和谐互促结构将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