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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生活的吊诡显露无疑！我们总是看到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出他们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在另外一个思维范式下，却是彻头彻尾的对常识的违背。情势继续发展下去，这些违背常识的人群并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他们的坚持显得信心满怀，而另一拨批评者似乎也在用同样的思维范式，手握着另一种“真理”，对那些背离常识的人群大肆鞭笞。这样的局面让人生出太多的遗憾。显然，这样的争论将一直在一个较低的层面繁衍，这就像两个低智商男女所生养出来的孩子，其高智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长假前的那个周末，我在清华听微观经济学课程，讲课的梁小民先生，两年前我曾跟他聊过，当时我们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并直言部分经济学家的价值理念缺失，我们还谈到晋商兴起与消亡的基本特征，以及当下中国企业的历史宿命。我清楚记得梁先生的一系列真话带给我的震撼，但此时，当我在课堂里连续听了他两天课后，一种对方法的怀疑却从心中升起。显然，梁先生的观点很符合我的心思，他关于制度的思考，对当下经济形势的判断，我都无条件认同，但同时我也发现，梁先生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却在用一种绝对否定的方法，对他人的观点作了不容怀疑的否定。我甚至相信梁先生在阐述他的观点时，或多或少在援引文革时代的方法，比如粗暴的判断，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对某种人群的歧视等等。虽然我知道在观点的层面上梁先生对这样的形态是极度鄙视的，但在方法论的层面，先生却有可能与上述观点出自同一个家门。
我在怀疑几个层次的现象。首先，当我掌握了一种常识之后，我是否就同时拥有了简单否定其他观点的权力？其次，我所认同的常识（包括某种学术体系）是否建立在更普遍的常识之上，或者说我所依赖的常识，是否成为真正的常识，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复制或者繁衍一个基本的错误而我们却浑然不知？第三，我们依靠什么具体的思维流程推演出观点，这个流程有没有可以进一步细分的方法特征？
一个必要的姿态由此提出：我们必须要学会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说下去，也许一切观点都不重要，也许观点仅仅具有个体意义，也许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需要观点，我们毕生想获取的，应该是方法，观点最多算是方法之下的副产品。相信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些基本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比如我20岁时观看一场体育比赛，那时理所当然地把它看成是一场爱国主义表演，其中的激扬情绪具有无限多的普遍性，以至于这样的情绪具有绝对正确的地位。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在众人都在电视机前被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感动得热泪乱流的时候居然一个人静静坐在教室里读小说，我理所当然批判他的不爱国行为。我想当时的真理应该是在我的手上，我所掌握的爱国主义情绪具有否定一切的功能。
多年以后，我问自己，在爱国主义和一本具体的小说之间，我究竟应该怎样选择。我以为这样的问题具有巨大的价值：它提醒我，当年的观点已经毫无价值，而背后的思维方法却绵延不绝，渐渐让一个具体的人人格健全。
可惜，这样对自我的审问拖延了将近20年，让一个具体的人徒然耗费了太多的时光。有位学人说过，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孩子。对这句话的具体解释似乎也能推延到我对方法的审视之上。我们所学到的所谓观点恐怕是有问题的，而这些观点背后的方法，其荒谬程度可能更甚。因此，当我们试图说出某个观点时，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具有足够宽阔的视野？而我们对自己的怀疑能力是否足够我们提出某种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