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经济学各流派中，全面、系统在心理学基础上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先锋，非行为经济学莫属。

　　行为经济学又可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简言之，就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但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行为经济学并不是新学，只不过它自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沉寂了几十年，直到2000年至2005期间，由于至少有三位被视为行为经济学家的学者因出色的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才被经济学界广泛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周业安教授曾如此总结当代行为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不能完全以抽象的行为作为假设基础，而应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当事人的心理特征是有限理性的，他依靠心智账户、启发式代表性程序来决策，而且更关心相对损益；当事人在决策时的偏好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偏好逆转，而且会出现时间不一致等。

　　追根溯源，行为经济学的思想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二百多年前的《道德情操论》。在这本久被冷落直到上世纪中期才重新发现其重大理论价值的《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展现了与现代心理学家、神经元科学家以及现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家们极为相似的心理学观察角度。斯密提出，人的行为是“各种激情”和“公正旁观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决定的。即，他认为人类行为既直接受制于各种激情，人们也能够从“旁观者”的视角审察自己的行为，进而修正由激情驱动的行为。斯密在这里所讲的激情即为饥饿和性欲等本能需求、恐惧和愤怒等基本情感、以及痛苦等各种有目的情感之类的心理特征。

　　亚当·斯密以降，经济学一直是研究经济行为的科学，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杰文斯、帕雷托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经济学分析中的心理因素逐渐从行为分析中分离出来，特别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被经济学广泛接受后，行为研究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已经完全消失。20世纪初形成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被科斯称之为“黑板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家就是在反思和革新“黑板经济学”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新路。

　　20世纪40年代，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之处：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设和满意准则，从而纠正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西蒙的观点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渊源之一。

　　随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和心理学家联手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并试图建立经济行为的心理基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以效用函数的构造为核心，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流派形成。自从卡尼曼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行为经济学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在一系列论文中，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两人系统阐述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表明人的行为会系统性地偏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体选择模型，并激发了其他行为经济学家把相关研究领域拓展到经济学的各主要分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一代行为经济学家突破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时代行为经济学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式研究的局限，开始了两方面的探索性研究：一方面，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2000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等人为代表，寻求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力求简化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模型，使之更符合主流经济学的传播方式；另一方面，以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1999年克拉克奖获得者安德瑞·史莱佛为代表，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同化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脱离实际、忽视当事人现实的决策模式，虽然还没有发展成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范式，但由于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行为假定，由此也就动摇了其理论逻辑，从而也动摇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基。这或许暗示，经济学的再一次革命在不久的将来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