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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货币战争》时的情景。那是在大半年前的一个下午，那时我正忙于博士论文的统撰，脑子里塞满了模型与数据，对逻辑和证据的苛求显然对我打量书籍的眼光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结果，《货币战争》这本书在我手中只停留了不到5分钟。
我就这样忽略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不得不重新回到这本书。不仅朋友们会聊起它，单位的同事也会谈论它。前几天，有位杂志记者甚至提出一个令我意外的问题：《货币战争》是否影响到了中国的金融改革尤其是汇率改革的进程？
的确，西方主要媒体对这本书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几乎无一例外，都联系到了中国改革实践。按书中描述，国际金融领域充斥着“阴谋”与控制，私人家族呼风唤雨。面对如此骇人听闻的外部环境，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当然要慎之又慎，不容有半点疏忽。反观中国现实，汇率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步伐的确落后于西方社会的主流预期，这不能不让人对此产生某种联想。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伪问题。拿汇率改革来说，从现有的信息来看，汇改可控性、渐进性和有序性的调子早在2005年“7.20汇改”之前就已定下，而此时《货币战争》尚未问世。回到学术立场，实际上，货币政策的背后有着复杂的货币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
实行货币政策有时确实像是打仗，在危机之中尤是如此。我时常会去浏览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候选人郭凯先生的博客日记。郭先生有一段在美联储访问的经历。在次级债危机越演越烈那会儿，存在各种不确定性，9月美联储终于降低再贴现率和基准利率。货币政策变动之后，美联储工作人员高度紧张地密切检测全球市场的反应，并揣测市场是否正确理解了美联储的信号。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发动某次攻击之后，军事人员在检查是否成功击中目标；并且就时刻的把握上而言，货币政策的要求之高也丝毫不亚于发射导弹；而在威力上也大可相提并论。
不过，货币政策或许比战争更难以被私人所控制。经过长期的演化，如今启动货币政策通常需要确凿而明确的信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某种技术性甚至程序性反应。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每次例会之前，从大学教授到金融机构都会做出预期，这些预期通常较为一致，并且很多时候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已有很强的可预期性。在此次金融动荡中，货币政策存有争议的主要地方在于降息时机的选择。美联储主席没有在8月立即降息，但采取了大量注入流动性的方式；并在9月份顺势降息。
美联储（也包括西方其他主要央行）决定是否改变货币政策的首要依据是通货膨胀率。此次次级债危机之所以未能让美联储立即降息，是因为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仍然清晰可辨，尚没有足够证据表明，经济增长从而物价上涨将因经济增长而放缓。美联储以及很多学院派经济学家的理由是，金融市场局部波动并不一定会扩散成为系统性风险，并作用到实体经济。在此背景下，如果立即降息，通货膨胀或将抬头，并进一步催生房地产市场泡沫。因而，直接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更具针对性，也成了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的共识。当然，随后金融市场、就业和房地产部门等重要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放缓的迹象明显，降息也就再无顾虑和悬念了。
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近期货币政策实践很好地演绎了这一点。为了应对国内的食品价格以及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中国央行已五度加息，八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且，从可预期性上看，货币政策同市场的互动也越来越灵敏。实际上，与加息与通货膨胀率因果关系有关的争论较少，作为物价稳定的主要捍卫者，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货币政策没有多少可供退缩的余地。争论的中心集中在通货膨胀形势本身。是局部通货膨胀，还是全面通货膨胀？是短期，还是长期？这些都事关货币政策的定位。
同西方国家次级债危机相对应，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存在一个应将资本部门赋予何种重要性的问题。在此轮股市、楼市高涨的前期，货币政策并没有将资产部门作为变动的重要因素。随着资产部门日益成为流动性过剩的聚集地和催生地，货币政策已经转向，并明确表示高度关注资产部门。从这点上说，即便随着粮食以及生猪家禽生产周期的轮回，消费物价指数（CPI）似乎已见顶回落，由8月份的6.5％下降到9月份的6.2％，但资产部门高涨本身或将已为货币政策紧缩提供足够的理由。
有人将通货膨胀率上升就加息，下降就降息的做法讽刺为，不如在绳子上栓上一根骨头，让一只狗来操作货币政策。这实际上是货币政策进步的标准。毕竟，让一只狗操纵货币政策，也总比让某个家族操纵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