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由高速经济增长到泡沫经济再到萧条经济的过程，告诉了我们一个有关反垄断效率低下的同时却存在过度竞争并最终走向“炼金术”的故事。对正兴奋于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人来讲，其中实在有太值得多个角度经常性玩味的经验教训。
带着当时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想洗礼的反垄断理想，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者1947年主导制定了日本第一部《反垄断法》，禁止企业间的任何联合，并将原有财阀企业解散。
可日本人并不买账，更不甘心原来财阀式大企业被强行拆散。所以，到了1949年就修改了《反垄断法》，1953年再次修改，解除了对组织卡特尔的禁止，接着共计通过了30个卡特尔豁免法，以鼓励被拆散的财阀企业重新组织联合起来，那些新兴企业也相互联合。哪怕到了高速经济增长期结束后，垄断已经引起了公众的不满，1976年通过的《反垄断法》修订案，还是对大企业保护多限制少。
不过，日本人如此行事，却并非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排斥市场经济及其竞争精神。恰恰相反，正是出于竞争的要求，只不过，这竞争的领域是国际市场，追求的是国家竞争力。因为日本人很清楚，在其经济重建与高速增长期，正值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以及国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时代，并处于同美国不对等贸易状态———大量出口的同时可以封闭本国市场。固定汇率机制避免了企业对汇兑损失的担心，而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意味着竞争的不断增强，只有拥有足够多站得高的大企业，日本的国家竞争力才能培养起来。然而，1961年日本只有4家企业跻身世界150强，而且排名都很靠后；钢铁、汽车、电机电器、石化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呈现出缺乏规模经济的明显劣势。今天全球销量最多的丰田汽车，当时的销售额、资产、税后利润仅相当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2.7%、2.2%与3.2%。如此状况下，放松反垄断力度，着力鼓励企业联合，形成可以对抗国际竞争的大企业，当然就成了日本政府的理性选择。
实践证明，日本的这一做法，在短时间内有效促成了规模经济的成长，迅速培育并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只是，这一形式促成的竞争力演化成了国际、国内市场上的“过度竞争”。根据美国杜克大学高柏的研究，这种“过度竞争”体现为三个特点：以降价而非提高质量为竞争手段；目标是扩展市场份额而非提高利润；竞争策略多为模仿而非创新 。
当然，这一对外的过度竞争必须由上述的三个国际条件作为基础。除此之外，在国内的表现即为，企业为了做大做强，纷纷在设备投资与技术引进或模仿投资方面过度竞争。为了满足企业这种过度竞争的需求，日本政府陆续设计并固化成一种特定产业金融模式：银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对各家城市银行提供信贷支持；通产省负责资源的战略性分配，确保各主要企业都能获得资源；大藏省对银行贷款与企业融资提供“护卫舰”式的保险保障；加之1953年对《反垄断法》修改后，允许企业相互持股，并很快形成了主银行制度，从而促成了银行可以完全不顾自身储备头寸而超额过度放贷，企业完全可以不管本身负债率与可能的投资风险而过度借款。至于由此可能形成的通货膨胀危险，日本政府借助当时固定汇率制度与国际贸易逆差形势，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予以应对。
不可否认，恰恰是这套以过度竞争为特征的内外条件与机制，确保并支撑了日本20多年超过9%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其早在1968年就成为资本市主义世界中的第二大经济体。
问题是，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由这一过度竞争机制支撑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就走到头了。当西方经济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固定汇率制度变为浮动汇率体系后，美国再也不可能忍受日本的不对等贸易，强烈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并迫使日元升值。
在这种强大的国际压力下，首先是国际贸易下滑，日本企业不能再较快消化吸收过度设备与技术引进重复投资所形成的过多生产能力，这又使日本经济增长的压力陡增，与欧美博弈能力不断降低。
其次是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使日本以信贷为基础通过价格管制的金融体系再也难以顺畅运行，再也无法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有效资本支持。与此同时，日本国际收支由原来的逆差转为越来越多的顺差，日本银行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从容地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不得不穷于应付因外汇占款不断增加以及日元升值而来的外来压力。而这两个压力最终促成了日本二十多年前金融自由化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
再次，日本政府总想使当时4%的经济增长率恢复到原来9%以上，因而实施了更加扩张的货币金融政策，然而此时增加的货币因为实体经济吸收消化能力的大幅下降，只能是助长多余货币转向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去“炼金”，并以此来试图弥补生产利润的下降。更致命的是，日本政府同时实行了现在看来是绝对错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政府大规模投资支持的众多大型城市发展计划，迅速刺激起了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从而进一步将私人投资引向了这一“炼金术”领域。
最后，尽管金融自由化为日本企业带来通过股票市场融资的自由，但由于相互持股的制度已经根深蒂固，股票融资越多，反而致使企业管理层所受的监督约束进一步弱化，法人治理结构变得更加无效。几乎没有约束的企业管理层又是在过度竞争机制的引诱下，竞相转向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大肆投机。
将主要精力与财力置于“炼金术”的必然结果，便是在被称为“平成萧条”的这十几年里，经济泡沫越“炼”越大。不管日本学者与政府如何捡起“凯恩斯的忠告”，如何在财政政策上扩张，可就是挽救不了低迷的局面。
反观中国当前高速增长的经济以及热闹的资产市场，想想，面对的国际条件与国内机制压力中，有多少是跟日本经济增长过程中有着惊人的类似的？特别是，更甚于日本当年的是，东南亚经济泡沫因亚洲金融危机破灭后，过多的国际资本转向了美国IT行业，在促成高科技泡沫并在2001年破灭后，又转向了美国的房屋市场，在这一市场泡沫由“次按风暴”捅破后，累积得越来越大的投机资本力量正在转向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在如此环境中，如何防止中国经济滑向“炼金术”，从日本教训中应该可以得到足够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