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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平本质出发，我们应该允许老百姓在各个层次参与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对外是开放的，对内是有等级区别的，普通投资人只能购买流通的A、B股，或者购买开发商销售的房产。
可能有人会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够，我认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从机会的准入角度来看，外资比中国老百姓在中国市场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具体来看：高盛公司在135年历史中，单笔最盈利投资项目是以每股一元多价格购买的中国工商银行股票。面对这样好的投资机会，我国投资大众有机会参与吗？没有。原因呢？为了保护老百姓，防范风险。难道每股1元多的工商银行法人股有风险，而事隔1年让老百姓以每股6元多价格去买工商银行流通股反而没有风险，或者风险小了？肯定不是这样的。
当然，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把工行股改时期的投资机会留给海外金融机构，而不是留给全国百姓，这个决定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这有利于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
每次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出来对媒体讲话时，总会提到海外投资人给银行带来了巨大变化，提升了银行管理体系等等。恕我直言，我多少也算半个业内人士了，而我了解到的情况可并不都是这样光明的。
我不认为这些银行高管的解释能够说服我接受向外资定向发行时的低价。这些外资机构顶多派出一些人员参与管理，最多不过几十个人。如果这几十个人来到工行，就能够使工行的市值一跃而超越花旗银行，那花旗真该高价聘请这几十号人回美国去了。多种迹象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银行还在沿用过去的管理体制，外资派来的人员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控制权。巴菲特说过：“turnaround seldom turns”(大逆转很少发生)，我们不要指望外资派来几个人就能够提升我国银行的经营模式。
我曾与和某国内银行的高管交谈过一次，他抱怨外资银行带来的风险评估软件不适应中国国清，导致评估结果是一个经营比较差的企业获得更高评级。他不愿这样教条地接受这个结果。说实话，至少到目前为止，外资并没有给我国银行带来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有，也不足以解释从1元到6元的涨幅。这个问题就转移成为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老百姓只能在高位买这些资产呢？H股在1000点左右徘徊时，国家严打那些去香港炒股的内地账户，等到H股涨到10000点的时候，国家开始放行港股直通车了。B股的情况也差不多，至今有许多投资人还耿耿于怀地谈论起2000年对境内居民开放B股使得外资在高位出货，被套牢的国内投资人有的到现在还没有解套。
看看我国普通老百姓的实际问题：CPI越走越高，而投资品种却也只有股票和房子。至今，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允许设立一个面向中小散户募集的产业投资基金，中小散户只能继续认购A股基金。天津的渤海产业基金只对国内外的大机构开放，产业基金可以先期介入那些有上市潜力的公司，待其上市之后，抛出获利。不过，这样的投资收益目前在中国，只有外资（含个人）和国内机构可以获得。本来已经有国内机构想到用信托这个工具，向老百姓开放产业投资，但是现在这个做法已经被证明在中国现有法规框架下行不通。联想到前几年有深圳的白领想自己集资建房，屡屡无果而终，老百姓只能买开发商售出的房产。
为什么我们对外资总是那么公平？对国内机构总是那么优惠，而普通百姓则只能参与资本市场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机构套现的流通市场？难道一次大的调整套牢大多数普通股民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当然不是，我们是不是该加快修改有关的法律法规，鼓励国内有资质的投资银行为老百姓参与到多层次资本市场而创新各种新产品呢？
一个让中国全体老百姓有公平机会参与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不仅是完善资本市场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