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无意否定这种做法的合理意义。数学符号具有严密逻辑性和认知准确性，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也更加直观地理解问题，但不能不说大量数学符号的存在，却使得要表达的思想显得晦涩、难懂。经济学毕竟是一门涉及面非常宽广的社会科学。如果亚当·斯密用大量数学模型来撰写《国富论》，那么，他的大部分原创性和极具冲击性的思想将会消失大半。事实是，斯密的后来者为了将经济学拉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借助物理学和数学工具终于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把目光盯在了一些远离现实的各种变量的分析上，忽视了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总体运作和发展的观察与思考。长此以往的结果，恐怕将是经济学演化成少数人才能理解的“真正科学”。
今天的经济学界对数学的崇拜达到了新的高峰，也确实是加速了数学工具与经济学分析的融合，但这根本无法同新古典的边际革命相提并论。其实，众多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大都有良好的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修养，他们思考的问题总是触及人类的终极关怀。比如，瓦尔拉斯缔造了一般均衡理论，乍一看，他抽象的数理分析几乎让人无法理解其真实的用途，但在复杂形式的背后却是与社会正义的伦理问题关系甚为密切。他的社会思想可见诸他的《社会经济学研究》。由此引申，运用数学研究经济学本身是件好事，但重视睿智思想和思辩精神的培育才是切实提高个人认知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根本。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单纯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转变为对西方经济学的愈发重视。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三个阶段性特点：最初，学人们还沿袭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分析逻辑来研究问题，带有很强的思辩性。这类学者大多具有深厚的《资本论》功底或者历史学的造诣。后来，一大批学者开始越来越多运用统计方法，并掀起了一股“指标”研究的潮流。接着，大批“海归”学者从西方国家引入了他们特别擅长的数理分析，在不断与国际接轨的驱动下，“数学崇拜”的风气逐渐形成。当然，上述对研究方法的划分是出于表述的需要，在实践中，三种方法多是混合在一起的。
很难得出一个精确的标准来判断那种方法更为合理。就个人而言，我倒觉得第一种研究方法更具有思想深度。这是因为，缺乏历史方位感的观点既是万能观点，也是无用观点，历史分析让我们懂得“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的道理，重视历史、剖析历史可以准确地把握现在；制度分析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哲学思辨，其方法论的内核在于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辨证发展及历史的视觉出发，研究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互动作用。因此，运用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就更加全面，也更具有现实的依托性。
统计分析法往往是借助于一般的理论观点和经验实践来筛选一组统计指标，进而通过科学的计算得到直观的结果。一个最大的困惑是，通过理论观点总结的指标缺乏现实依托性，一个指标很可能对甲非常重要，而对乙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同样道理，通过经验实践来选取统计指标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结果很可能是你用自己选取的指标计算出的结论，与其他人通过观察选取指标所计算出的结论存在巨大差异。这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统计方法的大规模使用助长了“学术霸权”。就数学分析方法而言，如果它能够真正地将现实特征和历史维度加入模型之中，还是可取的。可是不少论文用了大量数学模型，思想却很贫乏，结论也很空洞。更致命的是，它将人们带到了远离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之中，想通过做一道数学题来解决一个重要的现实命题。
那种关系终极关怀和人类发展的学术思想却逐步被挤压出去。而中国目前尚处于全面转型的发展时期，它比其它发展阶段更不具有稳定性，发展好了可以成为进一步上升的起点和“平台”，而发展不好也很可能会成为衰退的起点和“跳台”；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和体制的双重转型，人们的观念和思想也在转型，这不仅可能造成整个社会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较为混乱的局面，而且也可能使维持整个社会合理秩序的制度、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彼此失调。这种历史背景，实在更需要我们的经济学人有极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