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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的程度与时间表，一直是海外资本最为关心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达成共识，中国将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至300亿美元。作为应对资本项目开放的反动作，中国完全有条件在QDII上大规模动作，将过分集中于美元形式的国家储备分散到全球各类资产上。虽然股市行情火爆已经促使部分存款转移到了股市，但仍有大量资金滞留在银行。随着A股市场行情的不断上升，寻求理想收益和相对安全的理财渠道已成居民的迫切需要。直接去海外投资、港股直通车等从理论上说都是可能的选择，但现实操作性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在《证券法》还没有修改前，银行体系直接代理证券买卖，还有法律障碍。因此，前期一度火爆炒作的港股直通车已被顺延。
鉴于理财的需要和安全的考虑，以QDII形式分流居民理财投资方向，在居民可以购买外汇的条件下，以人民币理财形式将过多集中于国内的美元重新转移海外，将实现对冲阳光下进入我国的QFII额度的作用。如果QDII的额度大大超过了QFII的增长速度，则有利于对冲脱媒形式渗透到我国的海外资金对外汇储备增长的压力。
要实现这种非对称的资本项目开放战略目标，需要两个条件：
一是QDII的投资收益是否有保障。假如QDII投资收益与国内发行的基金相比没有明显优势甚至还要低，就可能使“非对称”资本项目开放的战略功亏一篑。提出这样的忧虑，不是怀疑相关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而是根据对中国投资者期望值的推断。2006年以来平均年收益在100%以上的股票型开放式基金，已经让几千亿银行储蓄搬了家。如果QDII年收益率达不到在国内的股票型基金的三分之一，居民投资QDII的积极性可能会大大抑制。
二是QDII的额度是否可以抵消公开的和隐蔽的海外资本的渗透。如果全球经济处于继续繁荣之中，QDII的投资收益理想，笔者毫不怀疑QDII额度将迅速上升到1000亿美元。问题是，作为新生力量，国际资本会这样让利于中国迅速增长的对海外资本市场的投资吗？我们以市盈率高低来衡量一个市场的风险是有道理的，但如果过于迷信市盈率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则可能又是迷信了。如果一国的GDP增长率乘以5算是合理的市盈率，则G8国家的市盈率在15倍左右是合理的，我国按GDP年增长12%左右计算，市盈率可以在60倍是合理的，即从风险角度看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公式15=60。GDP能否持续增长，在于企业能否保持合理的或者理想的盈利水平，而企业的盈利水平，却是股票是否具备投资价值的内在因素。当中国企业平均年收益率达到50%以上时，中国GDP的增长率在11％至12%当属正常而非过热。如今，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要素紧张局面，而是上游垄断资源和资产的价格上升。基于全球眼光作全球配置的QFII一再争取额度，并不是因为中国A股市场风险太大，来帮助我们承担风险，而是基于对中国市场的深度研究：尽力分享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通过汇率改革赚取人民币升值的利益。因此，海外资本不可能因为中国目前暂时的市盈率高企就停止战略性进入中国的机会。笔者估计，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剧的条件下，海外资本进入中国的速度总体会加快。
非对称的资本项目开放对A股市场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它平抑了美元倾销对A股市场的过分刺激。无论是否能够全面对冲海外资本对中国A股市场的扰动，QDII的启动并快速发展，本身就是个积极信号，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的资源中国当然也有权去投资。当中国投资者以世界公民的心态看待自己掌握的资产时，将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部分资产作全球性配置，无论是QDII形式还是自己投资，从而有效地形成资本的全球循环，使中国的资本输出国地位更为完整地出现在国际市场。
其次，全球配置与全球投资将改变居民的投资行为，会有越来越多的长线投资、专家理财、风险控制等去取代短线操作、从众行为。
再者，有利于平抑国内的财富效应。当中国向居民开放对外投资时，居民的财富效应观念也将逐步国际化，这将有效化解近年来投资集中于股市和房地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