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最顶级的那些经济学家一般只研究美国经济或抽象理论，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并不多。不过，在匹兹堡大学，却一直有学者关注和思考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几十年来也形成了一种传统。前些年，匹兹堡大学经济系的罗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现提出了不同看法，曾引起过广泛争论，足见匹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背后是长期的积累，是几代学人跨学科研究的共同努力结果。翻阅《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可见，在1959年9月，哈佛著名经济史家、陈寅恪的高足杨联升给胡适去了一封信，讨论在匹兹堡大学设立讲座事宜，并邀请胡适作为讲座开讲人。杨联升还顺便提到并大加称赞匹大的汉学氛围。那时的匹大，竟已隐隐有除哈佛、芝加哥和普林斯顿等名校以外另一个中国研究中心的气象了。

　　杨联升承认，筹划讲座的主谋是刘子健教授。刘子健在上海长大，抗战前后分别就读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钻研法律。在抗战结束后，刘子健曾作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法律代表团成员前往日本。不过，他还是在导师洪业的影响下赴美读书，入匹大获政治学学位。此后，刘子健的兴趣逐渐转向历史文化，尤嗜宋史。经过十年积累，刘子健写出了《宋代中国的变法》，并一跃成为国际公认的宋史权威之一。

　　与此同时，刘子健四处寻找并帮助有才华的中国年轻学者到匹大任教，一同来推进中国问题研究。杨庆堃和周舜莘先后来到了匹大。杨庆堃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早在1939年就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随后回国进行社会学教学和实地调查研究。上世纪50年代初，杨庆堃再度赴美，在匹大正式执教。

　　杨庆堃在燕京读书时就已写出《邹平市集研究》，这是国内最早关于农村市集的研究。他运用区位学理论和功能派观点，考察了邹平市集的结构及各种活动，总结出中国农村市集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日后区位地理研究的先驱。后来，他的兴趣逐渐转向宗教社会学。1967年，他在匹兹堡完成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这一巨著，被西方学者誉为整体研究中国宗教的一部圣经，至今仍是该方向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

　　刘子健又找来一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名叫周舜莘。周舜莘也在上海长大，与刘子健和杨庆堃一样毕业于燕京大学。周舜莘毕业后留校任教，颇得众多教师赏识。抗战爆发之前，周舜莘取得了留学美国机会，于是负笈来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接着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周舜莘亦非书斋里的学者，他在取得学位后曾在上海的中国中央银行工作。所有那一代经济学家都对当时中国的金融和货币问题有极大兴趣，刘大中、蒋硕杰是如此，周舜莘也不例外。中国在上世纪30年代刚刚改革币值，却不料抗战爆发，金融系统几乎濒于崩溃，通货膨胀威胁在抗战时期已慢慢积累。抗战结束后，处于恢复之中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有精力或有能力全面协调处理当时的中国金融问题。通货膨胀在这时候爆发出来，且出于惯性而一发不可收拾。这是中国金融史上最著名、最黑暗的4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

　　尽管周舜莘自知无力改变什么，在回到美国拿到匹大教职后，他不问政治，一心投入学术研究中，但这段历史却无法在他心中轻易磨灭。所以，周舜莘默默收集资料，要为这段历史做一个见证。

　　后人对这段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的研究并不充分。1957年，曾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张嘉璈老先生写出《恶性通货膨胀：1939－1950》，以局内人身份描述了当时货币政策和通胀情况。周舜莘于1963年正式出版了自己的研究专著，题为《中国通货膨胀：1937－1949》。这两本书的题目几乎相同，资料也互补，但写作手法大不相同。张著多用实际情况予以描述，而周著则在理论分析上更胜一筹，更为冷静和清晰。后来的学者渐渐地对这段恶性通货膨胀历史失去了兴趣，于是张著和周著就成为研究这段经济史的两个里程碑。弗里德曼写作《货币的祸害》和费正清等主持《剑桥中国史》时，凡涉及这段历史就主要参考这两本书。

　　后来，刘子健离开了匹兹堡，到普林斯顿大学寻求发展。在普林斯顿，刘子健又与牟复礼和余英时等一起，把那里的东亚系建设得举世闻名。杨庆堃留在了匹大，但仍不断关注国内的研究情况。1980年，费孝通倡议恢复社会学教学，第一个就想到了远在海外的老同学杨庆堃。费与杨合作，在国内开办了两期社会学暑期讲习班，这成为中国社会学复兴的标志。至于周舜莘，他在匹兹堡扎根以后，就一直致力推动匹大经济系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并帮助中国内地建立外文图书馆，还利用他是系主任的便利收过不少中国学生。

　　虽然这几位先生都已经故去，但他们留下的著作仍然辉煌，思想传播和学风陶养，从来都比生命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