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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对被业界称为“骑墙派”的萨克斯的这一言论抱怎样的看法，“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个改革的完成”此言非虚，非常中肯，它提醒我们有必要在现今GDP奔腾高走却又与高房价、高顺差并存的改革大背景中，静静思考一下，中国改革的彼岸在何处？渡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我们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是否完成了改革的核心任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沿海地区的一些农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体制的罅隙中开始发展，慢慢把产权的思路从土地的视野延伸到其它各行各业之中。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出现了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当时我们还不将这些企业称之为“私营企业”，而只能是所谓的“经营大户”或“雇工大户”。不过，这些自然生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在产权上具有天生的优势，与那些具有计划体制惯性的国有企业竞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它的成功同样也是推动中国产权改革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基本上奠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端之后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局面。它不仅为中国经济改革获得了增量的激增，而且也推动了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民营企业的产权不仅不是毫无问题，而且问题似乎还不小。改革之初由于模糊产权的灵活性，众多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开始大量涌现，但之后的私有化大潮也冲击了这些次优制度安排下的企业组织形式，也开始纷纷转型，简单地蜕变成既当经理、又当大股东的私有企业。按照经济史学大家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对美国的研究，正是这些企业组织形式变革所带来的管理革命才引发了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崛起。同样，中国的改革经历也是如此。不过，中国这些企业产权仍有自己的独特性。当资产膨胀到一定规模，企业面临着二次转型之际，产权归属的矛盾又一次地凸显出来。2002年华晨的产权之争、最近宗庆后和达能的娃哈哈之争等都说明了当初一揽子产权改革思路出现了问题。如今，我们可能有重新遭遇类似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问题。很显然，只有真正理清这些问题，进一步明晰产权归属和自由流动，严格遵循市场的规则行事，才能进一步实现钱德勒意义上的“组织革命”。
沿着存量改革的路线，国有企业也开始了类似于“私有企业”的改革。第一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分权让利式改革，主要是利润流程制度的改革，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没有变化。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的两权分立式改革，其中所有权依旧没变，但企业的经营权变了：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以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为标志性事件，继续扩大国营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等10个方面的自主权。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的股份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产权明细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对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但也备受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论者的指责。第四阶段则是90年代迄今的国企转制。1993年，中国政府正式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终极目标，股份制改造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重组等等原则开始确立。不过，这一轰轰烈烈的改革却在2005年的“郎顾之争”的民族情结中偃旗息鼓。
有不少经济学家极端地认为，中国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如果没有国企改革的溢出效应，那么就不会有私有企业的增量溢出效应。不管这些论断的正确与否，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充分认识国企改革的过程，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与经验，才能将这一改革进行到底。对于产权改革来说，重要的或许还不是经济总量的急速增加，更为重要的是“产权”这一名词已经深入民心，这才是关键的！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观念的改革比那些正式制度的确立更加重要。正式制度，我们甚至可以一夜之间就可以确立，而观念的惯性是整个制度系统变迁中最关键的内核，也是进展最慢的环节，它直接决定着改革生死攸关的“要喉”。如此，我们该明白，经济成果说到底只是观念变革的一个结果而已，而不是改革的重要条件。这样，我们大可如此回答萨克斯等人的言论：中国的经济成果背后折射的是产权观念的形成和确立。
当然，一句“产权观念的确立”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改革的过去、现状与未来，我只是说有了这一点，改革三十年的光阴没有虚度，我们已有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要喉”。不过，正因为改革初期的理论准备缺失和不规范，留给今天严重的后遗症，这也成为我们现今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一方面，如何启动处于停止状态的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产权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则需要解决发展初期私有产权的控制权与收益权冲突问题，真正实现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产权问题不仅关乎日益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中国制造”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力问题。这两方面都是目前中国改革的关键，而“产权”正是解决的钥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