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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模上观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货币政策趋紧下所遭遇的情况就有很大不同。不缺钱的是大企业。特别是那些具有行政垄断色彩的国民经济骨干企业，无论是对银行信贷服务还是股票融资，它们都居于主动地位，可以很容易地获取金融支持。而中小企业就尴尬了。一方面，在中国现行金融体制下，相对于大企业，即使在货币政策宽松时它们获取信贷服务都很难，更何况货币政策趋紧！另一方面，那些处于中下游产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像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竞争常常更为激烈，产业周期波动更明显，因而这些企业的脆弱性与风险也更大，银行提供信贷的积极性本来就不大，一旦货币信贷趋紧，银行总是首先从它们那里撤出。所以，在全国甚至全球一片“钱过多”了的沸腾声中，大部分中小企业却深陷“钱不够”的窘境中。
由此，引出了我今天的讨论：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小企业以及它们目前的货币困境？它们又该如何摆脱这一困境？
首先，我并不认为中小企业就一定是最重要的，更不同意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中的观点——小的就一定是美好的。因为，即使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里，没有哪家新生的小企业不是为了将来成长成大企业而努力的，打败对手、做大做强、在行业里脱颖而出，几乎是所有企业家的梦想。更不用说，大企业确实是一国追求世界竞争力所必需着力鼓励发展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认定大企业是最重要的，也不表明我会同意芝加哥学派早期灵魂性人物奈特及施蒂格勒年轻时的观点——对大厂商持激烈批评态度。因为，现实中的大企业毕竟是极少数，中小企业承担着主要的吸纳就业、产值创造、产品与服务提供的任务，没有中小企业的市场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况且，大企业出于成本考虑而需要越来越多的外包业务，这同样离不开众多的中小企业。更不用讲，量多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恰恰是催生大企业所必需的土壤，也是推动现有大企业不断提高创新力与竞争力的最大力量，从而也是保持与提升社会整体活力的根本所在。从世界市场看，强大的国家竞争力，意味着必须具备多个能保持足够战斗力而自由地游弋于全球市场海洋上的“航空母舰”群，而“航母”战斗群是离不开个头远远小于“航母”的护卫舰、驱逐舰以及舰载飞机的，否则，航空母舰就没有任何战斗力，甚至会成摆设。
所以，我更同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主张：大厂商与中小企业同等重要，不能因为鼓励竞争而过分强调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也不能为了反垄断而批评甚至否定大企业。
既然如此，公共政策就应该均等地对待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所谓“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非仅仅指对城乡以及不同区域主体的均等化公共服务，更指对不同规模企业公平公正合理的公共政策。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货币、信贷、行业等政策以及其它金融服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做起来实在不容易。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还不健全的新兴市场化国家，或者出于对外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迫切追求，或者由于政府主导性的行政垄断，或者因为公共政策诉求与选择权在不同利益团体间分配的不均等——或者干脆像中小企业等利益团体缺乏强有力政治代表等原因，公共政策选择常常过多地偏向大企业。因此，在这些国家里，中小企业往往得不到足够重视，享受不到应有的公共服务。
如果公共政策选择过程中确确实实有中小企业的利益代表，而这些代表的政治前途与利益确实受控于被其代表的中小企业，那么，公共政策就不会过于倾斜于大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了。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大企业的实力及其对公共政策甚至政治的影响力，远不是一个小企业所能比的。如果没一个合理的公共政治机制设计，比如缺乏强有力的行业协会，中小企业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对公共政策选择施加应有影响，那将永远在这方面输给大企业，尤其是会输给行政垄断企业与外来跨国大企业。
当然，以上分析是关涉形成诸如中小企业货币困境等问题的最深层原因，也是摆脱一系列不均等公共政策对待的治本之路。如果说治本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相当过程的话，治标之策则是可以随时采取的。
在治标之策中，笔者以为，可以当即实施的建议是，在市场化的基础上成立一系列旨在予中小企业以债权与股权投资支持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或者“产业基金”，吸收诸如商业保险机构及其它社会资金参与。无论就这一金融服务的市场供给者还是需求者来看，都有着相当大的积极性，而且这些力量都是现实与强大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效果可望立竿见影。惟一需要克服和跨越的障碍是，政府机构要解放思想，放松管制，在公共政策上尽快开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