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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国诸多重大金融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分析评判至今仍很有价值。比如金圆券的发行。1948年8月，张嘉璈作为总统顾问曾上庐山面见蒋介石，力陈金圆券之不可行。蒋却一意孤行，没过几天就选用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的方案实行币制改革。最后，果如张嘉璈所言：金圆券发行，过了三四个月，限价即被冲破，最终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货币经济完全失控，加剧了蒋家政权快速灭亡。
后来移居美国的张嘉璈在他的英文著作中有一段深刻感言：“二战之后，有许多历史的力量对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起了作用，但最直接的并使所有其他原因都显得无足轻重的原因，毫无疑问就是通货膨胀”。这与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的观点不谋而合：“看来毫无疑问，中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通货膨胀，是导致国民党政府垮台、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这种观点你觉得是一种奇谈怪论，那么不妨再听听货币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的观点。他不止一次谈到类似的看法：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蒋家王朝的覆灭与恶性通货膨胀率在时间上吻合得如此之好，其实绝非偶然（参见弗里德曼《自由选择》、《货币的祸害》等著作）。
更有意思的是，弗里德曼不仅将国民党的垮台归于通货膨胀，而且认为这种祸害的源头恰恰可以追溯到当时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1929年至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空前危机，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为了摆脱危机，实行新政，在南方矿主的压力下，实行“白银收购计划”。美国政府一直声称这一计划于中国非常有益，事实上，这对中国来讲完全是一场灾难。正是凭借着之前的银本位制，中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前几年大萧条的恶劣影响。而美国实行白银收购计划，使得世界银价高涨，中国不但不能继续进口白银，国内存银反而潮水般外流，引发通货紧缩百业调弊，民众对蒋介石的支持大为下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政策使国民政府失去了货币储备，银本位制不得不宣告放弃，实行不兑现的纸币本位。这就是1935年的法币改革。连年战争，蒋介石政策只能靠不断增发纸币支付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这不可避免地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有一个数据颇能说明问题：1937年国民政府发行的100元法币可买到两头牛，1938年只能买到一头牛，1939年能买到一只猪，1941年只能买到面粉一袋，1943年能买到一只鸡，到了1945年只能买到一个煤球。到了1948年8月，却连一粒大米都买不到了。法币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危难之际，蒋介石孤注一掷，决定采纳财政部长王云五的方案，于1948年8月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王云五是出版界巨擘，一向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他怎么当起了一国财政部长，外界颇多猜疑，对金圆券大多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新币按一比三百万的比例兑换法币，并限期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及外币，对商品实行严格的限价销售，以期稳定物价和人心，使经济恢复正常。为此，蒋介石还特派蒋经国到上海亲自督导，严查不按“八·一九限价”销售的奸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打虎运动”。然而正如张嘉璈预料，相对稳定的物价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随着市场信心的瓦解和金圆券发行量的迅速扩大，物价犹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从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已达7600亿元，上海的物价指数八个月内上涨了200万倍。这时的物价不是几天一个涨风，而是一日数涨。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至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坊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像雪团，攥会儿就化掉。”此时离国民党政权的全面败亡只有几个月。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国民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他反思国民党的腐败，军队的内斗。也许至死没有想到，恰恰是他自己一手推出的币制改革最后一下子把自己送进了坟墓。这，就是货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