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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链条的形态来勾画一下两地的经济特征：
苏南：政府—〉企业—〉个人
温州：个人—〉企业—〉政府
这种看起来基本相反的经济发生链所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在苏南链条下，经济发展最大的驱动力是政府，最大的收益者也是政府；在这样的强势政府背景下，企业必然选择以依赖政府为主要的生存方式。这便是上个世纪90年代苏南模式的由来。现在看来，这样以政府主导企业的经济态势，并没有得到有效转变，政府的行为延伸到了企业的具体生存手段，而企业也必然以建立稳定的官商关系为主要任务。一个基本的结构是，只要官商关系成为企业的主要驱动力，必然导致企业的产权不清晰，民众的收益不稳定。今天的苏南，政府看上去财大气粗，各种形象工程生机勃勃，官员的升迁因此平步青云，但处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并不富裕。部分地方，甚至出现贫困村落，一个多向度的贫富差距由此形成。
看看温州。这里的经济驱动力主要在个人，由于个人对市场的判断，引发出更多的个人市场行为，这其中包括企业行为。大量的企业在温州繁衍，把温州的经济总量做大，从而引起温州政府的相对强势。在温州，没有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这样的概念，全国各大城市都被垄断的出租车行业在温州彻底成为个人汽车出租户，温州人也不仅仅局限在温州本地，人们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生意人的影子。因此，温州的富裕链条是，温州人最富裕，企业因为温州人的富裕而强大，最后才是政府的富裕。
这样的分析非常有意味。我们把视野放宽，再来看看上海和江苏（主要指苏南地区）、浙江两地的经济关系，然后再来看看北京和河北、天津两地的经济关系，同样能够发现政府的微妙作用。
上海—>苏南(浙江)
把上海列在江苏和浙江的前面，是考虑到上海作为长江流域最大经济中心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在行政区划的层面，上海与江苏、浙江是平行的，正是这种平行的制度设计，才让上海对周边地区的拉动作用得以显现，这种偶然的制度因素，导致了上海的周边地区因为上海的发展而发展，今天江苏和浙江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是与上海的发展大有因果关系。这正是上海的附加值之所在。
但是北京地区不同，她的经济链表现为一个棱角分明的四方形地带，带有巨大的集中意义和吸纳意义。一方面，北京的经济意义没有向周边地区辐射的价值，或者说在制度设计上，北京经济先入为主地保持着某种巨大的领导地位。所谓首善之地，周边地区只有为北京多贡献的任务。因此，今天的北京，就像金庸笔下的吸星大法，把周边地区的资源、财富毫不留情地吸纳进去，地理上越是距离北京近的地方，被吸纳的程度越强烈，这便是经济学上著名的“环北京地区贫困带”的由来。即使同样为直辖市的天津市，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缓慢，与地理位置距离北京太近便是主要原因，历史上著名的天津卫就不得不为北京的发展牺牲自己。
事实上，我们解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的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小政府、大社会。斯密早就说过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仅仅是守夜人。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形态被界定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经济、规模经济，这样的经济形态必然需要政府的行政之手。正因为如此，整个国家看起来是一个从大到小的经济链：
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
国家看起来富裕、强大，但地方政府却难以为继，不得不与中央政府进行利益博弈。所有企业依附于政府权力，腐败大量出现，处在最末端的个人，毫无疑问成为绝对的弱势群体。一个环节构成一个利益集团，距离政府越近的人，获取财富的可能性越大，距离政府越远的人，必然跌入赤贫状态。一个社会的贫富差别由此形成，并不断拉大，并最终影响到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