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在时隔17个月之后，国内成品油价格再次上调了。对于此次提价，市场虽有预期——毕竟国际油价已经攀上90美元的高点了，但还是有些突然，因为在9月份，有关部门刚刚作出过年内不会上调油价的承诺，而且相关部委也在此前两次否决了石油企业提价的要求。所以，此次油价大幅度上调，被认为是政府对近期快速蔓延的油荒局面的回应。
最近3个月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连续突破70、80、90美元三个关口，导致国内炼油企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出现供应紧张。包括北京、上海、广东、郑州、长沙等在内的很多地方的低标油特别是柴油的批发价暴涨，很多加油站特别是民营加油站无油可供，油荒现象再次重现。
油荒的原因，在于炼油企业价格倒挂，影响其正常运行。而炼油企业的价格倒挂，主要又是成品油的定价机制扭曲所致。所以，要解决油荒，就要解决成品油的定价机制问题。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
中国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是国家有关部委以纽约、鹿特丹、新加坡三地市场一个月前成交价格的加权平均价作为定价依据的。这个定价机制存在的问题是，当国际油价暴涨时，市场零售价格要一个月后才会发生提升，在这一个月里，炼油企业就得面对巨额的亏损。虽然中国的多数炼油企业只是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巨头垄断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两大巨头已是上市公司，有着对利润的追求，出于企业自利考虑，旗下的炼油厂都会尽量降低生产，减少亏损。
除了时滞外，油价机制中的另一问题是政府对价格进行严格管制。如果政府放开油价的话，按照今年国际油价的走势，国内油价也许早就上调了几次，然而，由于担心由此引起通货膨胀，价格主管部门一直没有同意石油企业的提价请求。换言之，中国成品油的定价机制具有强烈的管制特征。
这种管制是由行政法规所赋予的。但要注意，政府对油价的管制只是针对成品油的零售价格而言，对中间出厂价和批发价则没有管制，从这个角度说，此种管制又是不完全的，它可能使得石油企业乱用中间出厂价和批发价将生产成本转嫁给其他下游企业，此即是近来柴油批发价暴涨的原因所在。
政府之所以要对油价进行管制，一是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避免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到国内市场，影响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二是中国现在只有中石油中石化两个油品供应商，如果放开会变成两个寡头垄断，导致垄断价格，这样消费者和用户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应该说，政府的愿望是好的。但要石油巨头接受政府的管制，必须赋予企业行政垄断权，垄断成品油的生产和销售。
本来，作为资源型企业，石油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特性，政府又授予其成品油的生产和销售权，其垄断程度就比一般的自然或行政垄断更高，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从横上看，成品油市场由两大巨头来垄断，这在很多国家都罕见，在此情况下，两大巨头还进行南北地盘划分，从而在自己地盘是百分之百的垄断；二是从纵上看，两大巨头从上游的勘探开采一直到下游的零售，都由自己把持，外人是无资格染指的。
正是这种高度行政化的垄断和政府管制造成了中国石油的畸形体制。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政府没有给予两大巨头石油专营权，但在这种体制下，它们事实上在从事石油的专营。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有了石油专营权，企业在亏损的情况下也要保证市场供应，这是它的责任，也是其专营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现在，两大巨头可以利用政府未授予其专营权为借口，不履行该责任，而事实上的专营地位，特别是在出厂价和批发价上的定价权，又使得它们在石油稀缺性增加时，可以减少生产和供给，以迫使国家满足它们的提价要求。这样看来，政府管制油价的第二个目标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石油垄断企业不但不会去履行其应有的社会责任，相反，社会和政府可能处于被垄断力量挟制的境地，整个国家为它们的一己之私付出代价。
对石油的垄断和管制还会造成财富分配的扭曲和资源配置的恶化，增大我国大多数依赖石油的部门的成本，减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并造成寻租和腐败的空间。出现这些问题，不是企业自身之错，而是石油体制之误。所以，要解决油荒问题，减少成品油涨价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的影响，办法就是打破垄断，建立起以竞争性市场为主、以政府监管为辅的制度。
具体来说，要利用现有的石油公司，打破两大巨头对地盘的垄断性划分，形成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还要引入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让市场的竞争关系流动起来；同时国内开采、炼制等领域逐步放开。任何其他的方式对石油巨头来说都可能是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