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我在早稻田大学主校区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当然还是与学友们合用一间，这在东京这个高度拥挤的地方实属不易。根据当初和早稻田大学人事部所签的协议，我们这些海外招募的国际研究员每周4天、每天6个小时必须待在学校办公，当然节假日除外。称早稻田大学为日本最自由的大学名副其实，所言非虚，它果然给我们的工作生活留有非常大的空闲时间。

　　其实，与其说是空闲时间，还不如说是自由时间。剔去规定的工作时间，其它时间都是自己可支配的，这时做任何事情的机会成本都比较小，所以这里的研究环境很理想。人性化、灵活的工作安排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研究工作上。实际上，我们除了一些集体活动或者其它大学、研究机构的会议邀请之外，基本上都待在办公室。相对于国内大学各种量化的考核压力，这里简直就是一个自由的天堂，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在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体制下，条条框框太多，教师的行动自由很少，几乎没有什么行动裁制权。对于领导来说，如果有可能，最好一天24小时都是工作时间，每天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实际上学校也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安心办公的硬件环境，哪怕一张歇脚的办公桌。

　　我从学校的办公室回到住所，大概需要10分钟的路程。当初，早大是怕我们这些刚来东京的外国人弄不清楚东京复杂的交通路线，故而特别在学校附近找了几间公寓。当然，这是以不菲的房租为代价的。有意思的是，我由于每天的工作任务安排各有不同，因此回住所休息的时间也不尽相同，从下午5点到凌晨2点皆有可能。但每次走在街头，所见总是那些形单影只的匆匆行人。于是，我脑海里总有浮现出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在这个号称拥有1300万庞大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中街头上却总是稀稀疏疏的那几辆汽车与行人呢？这与发达国家的汽车拥有量和民众幸福程度极其不相称。就从我回家路上的住户来看，每户都有好几辆私家车，奔驰、宝马绝不在少数。按道理，这里的拥挤程度要超过北京、上海才对呀，怎么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呢？在国内，别说五、六点的晚高峰期间，就是晚上十点，仍是满大街成群结队的行人，好不热闹。再加上拥挤车群的刺耳喇叭声，这又构成另一幅与中国经济水平发展极不相符的景象！

　　走在夜晚的东京街头，一眼望去的行人基本上都穿清一色灰不溜秋的工作服，行色匆匆，脸色凝重。而且，不管我何时回住所，路旁都是少有的安静，除了几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之外，挨家挨户都是黑灯瞎火、楼门紧闭。“一千万东京人究竟去哪里了呢？”有时候，我甚至感觉是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乡愁和好奇心打破了这里一派和谐的气氛。

　　其实，这样的疑问也绝非我一人独有。一个在日本工作多年的中国白领不无感慨地说，“如果说，日本的地铁在早晨上班时间非常拥挤的话，到了傍晚正常下班的时间反而不怎么拥挤，因为日本人每天都准时上班，但很少正常下班。”有意思的是，晚上十点以后，地铁内又重新开始拥挤起来。所幸的是，良好的铁路管理水平使得密密麻麻的人群在地下就已经得到有效的疏散。那些同事和酒友也在此分别，各自回窝睡觉。这样，从每个地铁站里面出来的人也就不会拥挤。我虽然不胜酒力，但偶尔也会和几个同事一起到新宿、涩谷的小酒馆喝几杯，感受一下日本独有的居酒屋文化。据说没去居酒屋，就不能说真正了解日本的文化。回来的路上看到的办公楼依然还是灯火通明，透过玻璃能依稀看到那些忙碌的上班族。

　　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思考模式。日本人与欧美人初次到中国，感受最深的刚好与我们刚到日本时的想法相反：走到哪里都是那么多人。有一次，我在去上海的动力机组上遇到一位到中国参加2007年FIFA女足世界杯的美女门将。期间谈起她的中国印象如何，她的回答非常干脆利索，只是两个：中国菜很好吃；但中国人太多，办事很不方便。后来，我也专门向那些来过中国的外国人考证过对中国的印象，大抵都是这两条。不同的文化背景竟然得到了完全相反的问题思考。

　　说真的，刚到日本时，最大的感受绝不是饮食如何不同，真正的障碍就是这些思维上的冲突：有些在国内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里却会变成如此的艰难；而在国内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里又是成了如此的理所当然。我想，这就是《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所说的中了“体制化”之毒太深的缘故吧！什么是“体制化”？“体制化是这么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排斥它。后来你习惯它，直到最后离不开它。”在此时此境下，我比任何时候更能理解体制化的真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