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编辑 专栏作者

　　现居北京

　　四大国有银行从县以下乡村撤走以后，除了农村信用社的吸储功能保留外，对农村贷款的功能基本丧失，农民从此很难从正规渠道获得资本。虽然，国家相关部门给农村很多项目以贷款额度，国有银行也照章执行。但如此广阔的农村，光靠政府的行为，总会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学界对技术下乡和送法下乡的探讨较多，但是，对于今天的农村来说，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资本下乡。资本是经济的血液，血液干枯了，主体自然是奄奄一息。我们重视向农民传授各种技术如养鸡、种植烟草等，但如果没有支持这些技术的资本，一切便是空谈。

　　那么，资本如何才能下乡呢？资本是逐利的，它要追逐有利可图的资源、项目。不同的乡村，资源禀赋不一样，有的地方矿产、森林资源丰富，有的地方则资源相对贫乏。不过，中国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有土地和劳动力。但是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劳动力产权清晰，可以随时流动，资源、土地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要获得这些资源，法律上障碍多多。

　　不过，现实总比理论精彩，往往能寻找到突破现有法律瓶颈的方法。我的老家在江南丘陵地带，煤矿资源散落各处，于是小煤窑遍地开花。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建立的煤窑已经把煤矿丰富的地带开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小矿脉或难以采掘的煤炭资源。很长时期，这些矿脉无人开采。

　　这几年，煤炭价格暴涨，一些资本雄厚的企业家和当地政府谈判，签订分成协议，当地政府执行安全监管职责，这些企业家则邀请熟悉当地煤矿的农民，按不同地段矿脉分包采掘。10个农民组成承包小组，每人投入一两万元股本，由此成为承包小组的工人。他们在开挖煤矿中，既得到工资又得到股本分红。这几年，煤价上涨很快，挖煤利润很高。虽然挖煤很辛苦、危险性很高，但当这些农民每月的红利和工资加在一块能拿到两三千元时，毕竟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几年下来，这些在煤矿工作的农民，都能积攒约10万元上下的存款。

　　当然，赚钱最多的还是那些拥有雄厚资本的企业家。但是，如果煤矿出现安全事故，所在承包小组的农民每人要分摊一定的责任，但赔偿的大头有时候由企业家来承担。值得一提的是，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分包小队，政府、包工头、分包队利益攸关，所以安全措施做得较好。

　　煤炭的暴利有很大一部分是国家出让了资源税的缘故，但是吸引这些资本进入煤炭开采的，不能说仅仅是这个原因，而是这些企业家看到了煤炭价格上涨的趋势，利润的驱使，给了这些大资本下乡的勇气。而大资本也带动了农民的小资本，给当地农民带来了改善生活的机会，同时那些被舍弃的煤矿资源也得到了最大的利用。这种情况在湘赣边境颇为普遍。

　　我坐大巴穿行在郴州山区时，看到那些山沟里有好几个矿藏检测站。原来郴州是湖南有色金属矿藏最丰富的地区，近几年有色金属尤其是铜、钨、锌等价格暴升，当地百姓自然加入到开挖矿藏的队伍中去了。但是这些矿藏品质不一，价格各异，为了获得这些矿藏的品位，需要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在有色金属价格大升时，各个冶炼厂需要大量的矿石，竞争比较激烈，这样，为了获得矿藏，冶炼厂或者就地服务矿工的检测机构就有了下乡的动力了。

　　追逐资源中的利润是资本下乡的动力，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矿产或森林之类的资源，当这些不能再生的矿产资源或短期内不会再生的森林资源被利用殆尽时，还有什么资源能吸引资本下乡呢？那就是土地了。如果能最有效地利用土地，由此而来的利润将取之不竭。不过，乡村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不能向外来人员出售或买卖。现有的土地只能种植庄稼、变成宅基地，而一些土质较差的土地则成为荒山。

　　有没有办法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吸引资本下乡呢？据笔者所知，现在有部分城里人，已经厌恶大城市的拥挤和高昂生活成本。如果有机会到乡下买地置屋，他们会把城里的资本带到乡下去，同时也会带来城里人的观念和有益于农村的知识。城里人追求环保、绿色的生活，需要大量的绿色蔬菜、水果、鸡蛋，这不是绝佳的商机吗？其实企业家早就嗅出了这里的商机，只是苦于得不到大量可以利用的土地，如果那些荒山能通过某种谈判的方式获得使用权，又能吸引百姓的投资，不就既能让这些资本赚钱，也能大大提高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吗？就像前面提到的煤矿开采方式一样，或许这是在现有土地制度下以富于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下乡带动乡村经济的可行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