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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较为可取的政策组合应当是以紧缩性财政政策为主、以中性的（即保持既定利率和汇率稳定不变的）货币政策加以匹配的政策组合，在此基础上还要积极推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此为宏观调控提供有效的微观基础。
⊙华 民
自从1994年汇率贬值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分别增长了10.1%、10.4%和11.1%。经济增长过快直接导致了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但是，三年多来政府预定的调控目标并未得到实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宏观调控的实际成效不那么尽如人意呢？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三个角度予以分析。
首先，宏观调控的方法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完全匹配，导致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效果不够理想。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大致具有发展、转型和极高的对外开放等方面经济特征，这决定了以总量调整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成效远低于市场预期。
经过近30年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尽管已大幅提升，但从人均国民收入与经济结构等角度显示，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结构性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刘易斯所讲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由此导致了当今中国任何宏观经济政策的传递通道是不完整的，从而大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效率。比如，当政府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来提高投资成本时，农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竞争，企业可以获得低价劳动力方式对冲由紧缩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投资成本提高，结果是我们仍将难以控制企业扩张性的投资行为。
同样，目前中国尚未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转型，仍处在经济转型之中。转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在体制上也存在着二元结构，如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政府垄断与市场过度竞争、正规市场（白市）与非正规市场（灰市或黑市）等二元并存，这些结构型问题会造成市场的分割。就像经济发展中存在二元结构一样，体制性的二元结构必然也会造成宏观调控政策在传递渠道中的诸多障碍。因为，体制分割使得运行规则以及行为主体的行为原则都是极不相同的，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陷阱会导致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失去其应有的作用。比如，民营经济因为处在体制外而不受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国有经济部门虽然处在体制内，但因为缺乏必要的产权软约束和市场竞争而使各种宏观调整政策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持。所以，是体制上的断裂折断了宏观调控之剑。
此外，不可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中国还是当今世界上对外开放度最大的国家之一。迄今进入中国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存量已超过6000亿美元，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66.9%，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今年8月末也超过了14000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其实是在全球资本共同推动下实现的，中国也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共同体中，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会影响世界，同样世界经济的任何变化也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开放经济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就会时时遭遇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冲击，并增加了中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难度，甚至可能会导致宏观调控失效。
这是因为，在存在外部经济冲击的情况下，宏观管理当局经常会陷入内外经济失衡的困境而无法找到一种可使内外经济同时恢复均衡的政策组合。比如，为了控制流动性泛滥，宏观调控当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许是对的，但在开放经济下却未必是对的。因为，一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国利率水平上升，从而会打破原先的平衡而导致国际短期套利资本的流入，结果是伴随着外来资本的流入，反而会增加货币供应量。
其次，当今中国金融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也增加了宏观调控难度，这一因素也是导致宏观调控成效难以显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发展来看：第一，从对内改革的角度来看，金融体系仍处在市场化改革中。其中，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尽管资本市场处在快速发展之中，但衍生性金融市场发展却非常迟缓，私募基金也没有完全合法化。这表明，全社会还存在着规模及其庞大的非正规金融系统，它们大都处在政府的监控之外，从而增加了全社会的金融风险。
第二，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已允许外国银行在华开展人民币业务，并给出了一定额度允许外国投资机构来华参与资本市场投资，但中国的资本项目至今尚未开放，金融自由化发展到目前还没有时间表，人民币除了在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可以自由兑换外，在国际上仍无法实现自由兑换。
这样的金融体系会导致宏观调控面临双重困难：从内部经济角度来看，金融体系中存在着结构性断裂会严重影响货币政策功效；从外部经济角度来看，在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外资大量流入会使中国的货币政策陷于被动：央行要么被动性增加货币供给，但这会导致流动性泛滥，要么选择本币升值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的调控方法，但这不仅会对依靠成本竞争的中国企业构成很大伤害，而且也可能会诱致更多的投机性资本流入中国进行套利，最终可能会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
再次，目前中国的政策组合并非有利于经济降温。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过快增长是无效的。
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主要功能是平衡外部经济，尤其是在实行固定汇率、或者资本项目没有开放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决不能被用来实现国内经济目标，因为利率与汇率是正相关的。本国利率上升必将导致本币升值，本币升值预期必然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进而引起汇率升值。利率与汇率间的这种正反馈机制将导致利率与汇率的轮番上升，直至利率与汇率完全背离经济基本面而导致金融流量的枯竭，此时经济增长就可能会难以为续。
所以，面对中国今天经济增长过快的局面，可能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中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更加可取。但是，回顾一下自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我们可以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宏观管理当局还试图让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同时承担起控制投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等多项功能，从而导致宏观调控的尴尬局面。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发展加转型的国家，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是必要的，否则将无法解决贫困与失业问题；防止宏观经济由增长过快变为偏热、以及可能发生的过高通胀，适当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在存在大量结构性问题及开放度又很大的情况下，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的调控方法是难以奏效的，至少是缺乏效率的。
所以，较为可取的政策组合应当是以紧缩性财政政策为主、以中性的（即保持既定利率和汇率稳定不变的）货币政策加以匹配的政策组合，在此基础上还要积极推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此为宏观调控提供有效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