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商学院院长

　　华为保持高速增长的核心，是保持一种自市场传导过来的强压。这种压力通过收入指标一层层分解到每一个人，使得不管是市场销售，还是科技研发，抑或是生产供应服务，到处都是不竭的压力，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比如，客户要求定制一个产品，30天交货。市场经理对产品线经理说，这个东西你给我25天做出来；产品线经理对研究开发项目经理说，这个东西你给我20天做出来；项目经理对干活的人说，这个东西你必须15天给我做出来。市场线压力传递机制就这样放大了压强。

　　有人评论，华为实行的是高科技泰勒制。华为的IPD研究开发系统，将你做的所有东西固化在系统里面，你的计算机外部接口都是封死的。所有做的东西，你完全带不走，而且别人马上可以在你的基础上接着做。个人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螺丝钉。本来中国员工就没有谈判地位,这样一来简直说话地位都没有了。泰勒制在一个老板、管理者与劳动者GAME 平衡时，是科学；在老板、管理者与劳动者GAME无法平衡时，就会带来一系列恶劣的果实。

　　可压强却是华为强盛之本，尽管与我国富裕起来的小康社会温润而宽松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独生子女一代逐步成为我国就业主力，而80一代（包含以及70年代末）自小生长的环境就是压力逐渐减弱的、无忧无虑的。企业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激烈冲突，往往会造成扭曲的人格。一次在新员工座谈会上，新员工问：“任总裁您对我们新员工最想说的是什么？”任正非回答：“自我批判、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做个踏踏实实的人。”可是，脱胎换骨谈何容易！这不是一个企业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今年7月，年仅26岁的华为实习员工张锐自杀了，把华为又推上了风口浪尖。张锐的悲剧，有其个性化起因，也是今天这个社会的写照。中国独生子女一代，无论是富裕人家还是贫苦人家，都毫无例外地不让独生子女受半点委屈，让他们从小就脱离社会，就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圈子里通过依赖获得幸福。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好得过头了，他们的父母和蔼可亲而且提供一切需要。但孩子太过依赖，独立性较差。一遇挫折，不知拐弯。可是，社会又是一个越来越具竞争性的社会，丛林规律无时无刻不起着作用。一旦压力当头，他们就乱了分寸。而在华为更是优秀人才扎堆，彼此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由此传导出来的气氛往往会使一些意志薄弱者患上抑郁症。

　　任正非自己也曾经是抑郁症患者。华为不断地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任正非十分担心。还在张锐自杀前，他就曾给党委委员写信，专门谈及员工的抑郁症问题。

　　任正非以自己为例，开出了走出抑郁症困扰的药方。他在给员工的信中说，企业不能只是给高效率的员工高薪就可以撒手不管其它的事情了，还必须创造条件，让员工从身心上解放自己。

　　任正非看到华为员工钱多了，却不知怎么花钱，有些甚至成了守财奴。他断言，丰厚的薪酬如果不能带来优裕、高雅的生活，也就没有了意义。钱多不是使我们精神自闭、自锁，而是应改去创造条件，去多追求一点精神享受，丰富自己的人生。公司当然可以在引导员工懂得高雅的文化与生活，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上出点力，但是归根结底，每个人都要懂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道理。人生是美好的，美好并非洁白无暇。每一种美都有残缺，残缺美才是生动的美。人生苦短，不必自己折磨自己。任何处境都不可以对生活失去信心。

　　差距让人攀比，弱点添加忧虑。任正非说，他正是接受自己身上那些难以克服的弱点，集中优势发挥自己的优势，才使他成为华为的CEO。因为，克服缺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往往远远大于强化优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只有建立自信，才会更加开放与合作，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作为一个曾经的抑郁症患者，任正非的感悟非常具有借鉴意义。英国心理医生特罗茜·罗尔说：“抑郁症是我们为自己构筑的心灵牢狱，而且正因为是我们自己构筑的，所以我们就有能力用自己的双手打开枷锁把自己解放出来。”

　　从抑郁症中走出来的任正非，深谙这个道理。一个不求上进、得过且过的平庸之辈，永远不会陷入抑郁。每个人幼年时的生活环境或特殊事件，都会在当事人的精神层面留下难以改变的痕迹，成为左右他行为的内在动力之一。成为金钱的奴隶、自闭、自锁的人，与金钱的多少无关，关键是改变对金钱的认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上去简单明了，却正是任正非走出抑郁的药方。

　　为了华为的员工，任正非不惜承认自己也是个抑郁症患者，可谓大智大勇。那封信蕴涵着他对员工深切的爱。但是，人们也在从中读出了一些无奈。任正非甚至重复着都不能说服自己的一些老生常谈，华为树起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标杆，可是奈何不了“压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