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博士，供职于ICBC总行

　　就中国政策调控现实而言，利率政策相对于汇率和财政政策的比较优势正在潜在减小，汇率和财政政策在未来宏观调控中担当更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不断放大。央行行长毋需频繁调整利率和多途径提升人民币弹性的判断，正映射出通过政策搭配解决复杂宏观问题的潜在信心。

　　周小川近日在南非开普敦出席国际清算银行会议间隙接受采访时表示，不需要过于频繁地调整利率。在随后出席G20财长和央行会议时，周小川还表示，提升人民币弹性有多种途径。目前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合理，在需要时将考虑扩大汇率浮动区间，这取决于全球经济形势。他表示，中国将尽力支持强势美元，希望见到强势美元。

　　央行行长的此番言论间接反映出，面对全球经济波动，中国决策者视野广阔、相机抉择、手段多样的审慎风格。毋需频繁调整利率和多途径提升人民币弹性的判断，不仅与国际国内经济背景变化加剧息息相关，也映射出政策调控者对政策搭配解决复杂宏观问题的潜在信心。可以大胆预期，无须较大依赖、较多使用某一特定政策工具，中国宏观调控者完全有能力凭借加强多层次政策搭配，来有效规避经济由过快向过热转变带来的内部风险和次级债风波国际传染带来的外部风险。

　　当然，这种对中国宏观调控将加强政策搭配的大胆预期源于对中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现实变化的持续考察。笔者近期在重新界定“均衡”内涵、引入“和谐”要素的基础上，建了一个包含4个层次25个指标的中国内外均衡指标体系，运用这个评价工具对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情况作定量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缺失是个长期现象，而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开放度的同步提高，外部均衡缺失日趋醒目：国际收支不平衡、汇率失调、贸易摩擦的加剧等，而近来次级债风波带来的美元贬值、国际需求结构调整、货币体系紊乱则进一步给中国外部均衡维持带来了较大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内部均衡虽然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一直处于稳健改善的长期路径，但近来国内流动性过剩、节能减排压力加大和通货膨胀抬头等新变化也给短期内部均衡的稳健维持形成掣肘。内外均衡同步改善的困难增加，意味着以单一货币政策进行政策调控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米德冲突”的尴尬。

　　米德在其名著《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中，用繁冗的文字描述了开放经济下政策目标同时实现的复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搭配必要性。米德认为，在外部冲击、自发扰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内外均衡之间可能发生冲突。而单一政策并不能解决这一难题，在寻求内部均衡的同时，外部均衡将可能进一步恶化，反之亦然。在如此两难困境之下，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多种政策的相互搭配来谋求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就中国的利率政策而言，这种“米德冲突”具体表现为国际国内综合权衡中的进退两难：一方面，在内部物价局势出现恶化的背景下，提高利率的趋势选择毋庸置疑，甚至有加强紧缩力度的潜在需要；但另一方面，美联储已经连续两次降息75个基点，并可能进一步放松货币，美元由此进入持续贬值阶段，如此国际环境下中国过频过快的加息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给外部均衡的循序改善增加不确定性。因此，内外均衡的相互纠结和相互影响，使得势单力孤的利率政策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缓解内外均衡的内部矛盾。

　　面对如此“米德冲突”，宏观调控需要从单一走向多元。其实米德在将政策搭配引入分析视野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如何通过政策搭配来实现内外均衡？丁伯根和蒙代尔随后尝试去回答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政策搭配的一些指导性原则。“丁伯根法则”意味着要实现多个宏观经济目标，政府必须拥有不少于政策目标数量的政策工具。显然这种数量关系之中蕴含着数目众多的对应关系，究竟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哪种对应关系是行之有效的？蒙代尔给出了一个答案。“蒙代尔政策指派法则”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指派各种政策工具，政策制定者可以将每个政策工具指派给其具有相对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以实现调控目的。

　　就中国政策调控现实而言，前期连续加息已经将利率水平提升至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这意味着进一步大幅快速加息的边际成本有所增加，而中美利差的缩小和全球流动性对中国市场的觊觎，则潜在增加了大幅快速加息的机会成本。如此背景之下，利率政策作为缓解通胀压力、解决流动性总体偏多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其相对于汇率和财政政策的比较优势正在潜在减小。这使得汇率和财政政策在未来宏观调控中担当更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不断放大。

　　实际上，央行前期公布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就潜在传递了这种可能性。在对中国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描述中，央行委婉地提到：“经济学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实践均表明，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而在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思路中，央行也客观地指出：“造成当前国内流动性总体偏多的直接原因来自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从深层次看则与储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的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密切相关，在进一步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当前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由此可以想见，央行“继续采取综合措施，适当加大调控力度”有可能是中国政策搭配进一步深化的预兆。

　　至于中国政策搭配的模式选择，以笔者近期的考察，对一个资本非自由流动、存在政策调整成本的开放国家而言，将某一政策单一指派给某一目标并非最优，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共同关注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并有效协调的“双向指派法则”，或许将是解决“米德冲突”、求得内外均衡同时改善的有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