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
诸多信息显示，随着宏观过热形势的“我型我秀”，新一轮宏观调控周期似乎随时都可能来临。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将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这一切尚未真正发生之前，各方都希望统一对当前宏观问题的认识。现在，虽然这种共识似乎正在形成，但尚存隐忧。
一个显著的迹象是，打量宏观经济的视角正在迅速向收入分配转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今年的全体会议上，作出了“造成‘三过’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的判断。这里的“三过”指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这个判断将收入分配改革赋予了宏观稳定方面的意义。在稍早时候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年会上，有专家更明确地提出，公平收入分配应当成为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应该说，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转变。在此之前，研究宏观经济形势的主流观点和政策是所谓“两高一低”，即在构成有效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高、消费低。宏观调控应当严把信贷和土地闸口，并事实上通过弱化政府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领域的作用而刺激内需。然而，膨胀的宏观总量很难围堵，通过出口释放产能的结果是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并导致流动性过剩的局面难以收拾；而政府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缺位引致了社会顽强的储蓄欲望，消费基金受到打压。
消费不足（注意不是内需不足，因为内需包括投资）的原因不仅在于，老百姓不敢花钱，还在于实际上老百姓所支配的财富比重也在逐年缩小。这里需要注意储蓄的概念。不少人说到储蓄，就想到老百姓在银行里的存款。实际上，居民储蓄只是整个储蓄盘子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有研究显示，居民储蓄近年来在总储蓄中的比重是下降的，而企业储蓄尤其是政府储蓄增长迅速，社会储蓄和投资基金越来越在政府和企业而不是家庭部门积累。
社会分配结构的这种失衡正是家庭消费积弱不振、政府企业投资难以遏制的根源。因而从收入分配的视角打量宏观经济问题可谓切中要害。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与当下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福利改革的大气候相得益彰，老百姓有望从中得到更多实惠，高速经济增长将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惠及民众。
但值得关注的是，收入分配政策也可能成为更顽固的通货膨胀的源头。更加公平的分配政策要求扩大政府在社会再分配中的作用，提高一般劳动者的工资，并增加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和转移支付。对于很多经济学家来说，这类福利主义国家的做法是一个危险的倾向。
撇开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不谈，收入公平化掩藏着通货膨胀的风险。这其中至少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与富人相比，穷人通常把更多的钱用来消费，如果把一部分收入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那整个社会的总体消费就会增加，这会带来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压力。另一个渠道是，福利工资等收入政策具有刚性，一旦上去就很难调下来，当人们的收入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时，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的循环机制就会引发通胀压力。
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很多国家的前车之鉴。据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研究，中国1985年和1988年两次严重通货膨胀都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有关。那几年，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和社会集团三者消费同时大幅度上涨，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结果居民消费的膨胀推动了物价的上升。
因而，当我们引入收入分配来制定宏观政策框架以缓解经济过热时，就必须考虑到这样由此而来的通胀压力。既然储蓄由政府、家庭、企业三部分组成，那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家庭部门的收入分配。随着居民收入的公平化、社会保障的完善，消费和工资都将增加；同时，如果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更居高不下，结果仍会化为高投资和高出口。而当消费这只短腿硬朗起来之后，三驾马车同时发力，宏观经济将被引入更加桀骜不驯的境地。因而，要解决政府在公共领域的长期缺位和在经济领域的长期过多参与，就必须依赖一个针对政府的更好的治理架构。
鉴于政策的长期性和持续性，收入分配改革应该逐步推行。政府对工资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不可作出超前承诺，以防难以兑现。这一点在经济衰退时期尤为重要。当经济不景气时，工资和社会福利的继续增加将使经济困局雪上加霜，并可能诱致通胀和衰退并行的糟糕局面。一个选择是对收入分配政策进程合理的制度化，保障居民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能够亦步亦趋，不至于长期大幅背离而引发经济波动。
考虑到这些，笔者认为，通过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来解决宏观问题的主张富有洞见，并有助于扭转老百姓承担宏观调控成本的惯常结局，但同时必须伴有政府职能、政府治理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在收入结构转变的同时，应该伴随政府和企业运行机制的转变。如果政策顾此失彼，结局可能事与愿违。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