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牡丹，姚黄魏紫，在宋朝就驰名天下。比方说，欧阳修写有《洛阳牡丹记》，里面就提到两个名贵品种，一是“姚黄”，二是“魏花”。“姚黄”当然还是姚黄，“魏花”自然就是魏紫。

　　欧阳修写道：“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洛阳牡丹记·风俗记第三》）

　　意思是说，当时人们繁殖牡丹，主要是靠嫁接，嫁接需要接穗，个别名贵品种的接穗是非常昂贵的，譬如姚黄，秋来剪一枝，要价五千文，魏紫刚发芽时也能卖到这个价。问题是，五千文买一嫩枝，回去嫁接要是不活，那钱不是白花了吗？甭怕，他们立有合同，合同立好，买方把接穗拿走，来年牡丹开花了，再交那五千文，如果一直没开花，说明接穗有问题，买方就不用交钱了。

　　这种买卖很有特色，先拿货后付款，传递了卖方对产品的信心，也减少了买方对产品的顾虑，因此促成了交易顺利完成。但这还不是期货，因为期货是指买卖双方事先签好合同，约定在将来某个时候按某个价格交收货物，在此之前，买方往往先付了定金甚至整笔货款，而宋朝洛阳人卖牡丹则是先交实货而后收货款。所以当我读到一些经济史专家通过引用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来证明宋朝存在期货时，心里多少有些不服。

　　跟欧阳修同时代的蔡襄写有一篇《荔枝谱》，倒可以证明宋朝有过期货。蔡襄说：“今闽中荔枝，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荔枝谱·志贾鬻》）即北宋时期，福建荔枝一度供不应求，刚开花时就有商人来订购，他们根据荔枝的长势和未来的销路，跟种植户谈好价格，签好合同，等荔枝成熟了，再按合同成批购买。即使后来荔枝的长势和销路不如预计得那么好，商人也不能再压价；同样的，即使后来荔枝的长势和销路远比预计得要好，种植户也不能再抬价。可见这种交易完全符合现代商业对期货的定义。

　　细读两宋史料我们就能发现，除了水果如荔枝，在建材和粮食等领域也存在期货形态。举例言之，黄幹《勉宅集》卷三十二中，一位姓谢的知府盖房子，去找一位姓杨的窑户买砖，他们先订“文约”，约好砖数和价格，然后某月某日再碰头，一方如约交砖，另一方如约交钱。再如洪迈《夷坚志补》卷七，常熟地主张五三卖米给粮贩子，在稻子收割前，也曾立有合同，后来张五三看到粮价大涨，想加价出售，被粮贩子拒绝了。

　　需要补充的是，宋朝虽然已经有了期货形态，却还没有出现“期货”这个词儿，更没有出现几百年后英国伦敦那样的期货交易所。

　　这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