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几大权威机构的预测都警示，今年CPI的涨幅将达到4.5%，而即将到来的2008年，受油价上涨、工资收入增加、节能减排、流动性过剩等因素的影响，物价水平将继续走高。很多专家直言，目前通货膨胀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为什么在经济加速发展阶段物价却不能像以前那样保持在低水平呢？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国外热钱为博取人民币升值的差价，纷纷涌入中国，这就需要央行不断发央票“对冲”，回收流动性。回收不干净的，就构成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
这种说法当然有些道理。问题是，为什么人民币自2005年以来开始升值？这就不能不触到我们经济中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死穴”：经济结构失衡。具体地说，就是投资和消费的比例长期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是投资的高速增长形成过剩产品和产能；另一方面，是消费的持续萎缩导致内需不足。过剩产品和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就必须在国外寻找出口，于是，也就形成了经济中另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外贸失衡，出口大于进口。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70%以上。当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的时候，要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国外的各种反倾销反补贴报复，在现实条件的约束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促使人民币升值。
然而，上述分析仍然没有点到问题的根本。经济结构为什么会失衡，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的矛盾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答案就在于，分配结构失衡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长期上不去。尽管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居民扣除物价因素以后，平均年收入增长6.7％，但和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相比，百姓收入的增长显得缓慢。
分配结构的失衡既存在于二次分配领域，即百姓劳动收入与国家财政收入相比，国民财富向政府倾斜；更存在于一次分配领域，即劳动者工资与企业利润相比，企业财富向资本倾斜，体现劳动力价格的工资收入长期偏低。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早期改革缺的是资本，富裕的是劳动力，因此，在分配领域采取的策略是收入向资本倾斜。但在法治不健全，民众权益保障严重缺位的背景下，资本和权利就极易勾结起来，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劳动力低廉的状况就可能被锁定。另一方面，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未能有效打破垄断，凡是掌握资源的人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来换取收入，从而在低工资之外，又扩大了收入差距。目前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十八倍，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
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偏低，其后果就是造就大量的低收入劳动者，他们是想消费的一个群体，但由于收入低没有能力增加消费；而占财富绝大多数的、有能力消费的富人，由于消费的边际递减，也缺少消费动力。国内自身的消费市场不可能扩大，生产的产品便只有出口和改为投资消费。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于投资与出口。如果没有等同的进口需求，在当前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出口换回来的就只是一些不断贬值的货币符号。而且，出口企业不断把收回的美元兑换给国家，国家就得不断向经济体系投放人民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所以，用一个逻辑链条来表示的话，分配结构失衡造成了消费不足，消费不足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没人买，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又使得多余的钱花不出去，从而形成流动性过剩，最终使得货币贬值，物价上涨。
表面上看起来，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因此，要防止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胀的发生，似乎可以从紧缩货币入手，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比如，提高银行利息率和证券的收益率，防止居民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大量变现，导致大量现金流入市场；收缩货币供应，减少信贷额度，控制基建投资；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国内市场对货币的需求，等等。应该说，这些措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只能治标不治本，而且它们或多或少会降低经济增长。对中国式通货膨胀，必须要深入到分配结构里去，解决由分配结构失衡引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分配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是由转轨时期的体制、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缺陷共同导致的。也因此，必须从上述方面着力，打破垄断，完善市场竞争，改变收入分配中的资本利益最大化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取向，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建立一个机会公平、权力公平的制度。公平收入分配是最终解决我国内需不足和通货膨胀的唯一出路。经过改革近30年的发展，现实产能已经为提高劳动力价格水平和公平收入分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需要的只是决心和行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