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凯雷集团的秘密世界》
(美)丹·布赖奥迪 著
石志宏 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三 文
想象这样一家公司,他们的雇员名单是由前总统、前首相、前国务卿等等政治大佬组成的超豪华整容:老布什、约翰·梅杰、詹姆斯·贝克、阿瑟·莱维特、威廉·肯纳德、弗兰克·卢卡奇……除了美国政治明星之外,雇员名单上还可以找到韩国前总理朴泰俊、泰国前总理阿南、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
拥有这个看上去就像是一部商界与政界名人录的名册的公司,就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资本投资公司之一的凯雷集团。
其实凯雷的历史并不长,它迅速发家的秘密传说多多。比起它掌握的140亿美元的资金,凯雷的全球关系网络更让人望而生畏,它也创造了几个史无前例的第一:能够雇用前总统为自家生意奔走效劳;可以让现任总统改变影响公司利益的外交决策;总部设在政治中心华盛顿而不是经济中心纽约;所有的特征都指向凯雷集团后台运作——这个涉及华盛顿庞大外交机器的房间,也许是所有房间中最为隐秘的一间。
因钮特人的小生意
如今赫赫有名的凯雷集团,发家确是源于一群经商失败的因钮特人。
因为早期的殖民式开发政策使得各地土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二十世纪以来,美国政府试图通过优惠政策弥补土著居民的损失,阿拉斯加的因钮特人藉此获得资金开设公司。但是因为经营不善,多家公司中只有一家盈利。为了改善因钮特人的生存境地,在阿拉斯加参议员的动议下,华盛顿又出台一项政策,要点是如果阿拉斯加人开设的公司在一个财政年度损失了1000万美元,那么他们可以转让自己的损失减税指标,也就是说,别人可以通过700万美元获得1000万美元的减税。和很多公共政策一样,这个出于初衷善良的政策总是被导向另一个寻租的极端:税务优惠政策无形中鼓励了因钮特人的公司夸大亏损额度,而这个过程在会计上则不过是一个数字游戏。
精于税法的斯蒂芬·诺里斯从中嗅到了发财的机会,因钮特人专门出卖减税指标发财的生意从此由斯蒂芬·诺里斯与戴维·鲁宾斯坦新成立的凯雷公司大展宏图。
这个戏剧性的开篇也许昭示世人一个简单的真理,历史的细节总是如此琢磨不透。“因钮特人的避税策略”从法规上来说完全合法,但是同时它也建立在政府损失无数税金的基础之上,这是否符合道德值得深究。这个细节也暗示了一个信息,凯雷今后的生意,也将或多或少延续边缘合法性的逻辑。
军商复合体?
尽管凯雷集团开始几年颇得了不少快钱,但是政府很快也开始觉察到关于因钮特人的税务政策存在制度漏洞,因此加大了亏损的调查力度,这使得凯雷不得不另寻生路。
作为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募集资金不仅是第一步,也往往决定了最后的成败。往往募集的资金并非投资股票而是收购。为了降低风险,收购也往往是用股权加债权的杠杆收购方式进行。凯雷集团开始的投资也乏善可陈,在高手如云的私募投资行业,后进入者想要抢占山头,必须得另辟蹊径——这一切直到弗兰克·卢卡奇这位前国防部部长与中情报局副局长的加入,凯雷的路径才开始清晰起来。从此,凯雷集团把大部分资源投入到了防务领域。
有人说,对于整个防务业,卢卡奇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生意。雇用他之后,凯雷集团终于趟过千难万险,在一连串不如意的交易之后,柳暗花明地走到防务业这个利润丰厚而又依赖后台关系的大道之上。卢卡奇的关系网能量惊人,经他牵线搭桥,凯雷集团不仅赢得大量生意,而且也钓上了更多的前高级官员作为雇员。
世人也许难以洞察凯雷集团的每一笔业务,但是可以从曾经隶属于凯雷集团家族的大量公司中的部分样本来考量这家公司对于防务业的渗透程度:联合防务公司;美国调查服务公司;维纳尔公司;BDM国际公司;合成结构公司;EG&G公司;联邦数据公司;LSI公司;沃特飞机工业公司……从这份极不完整的名单可以看出,无论还是武器,抑或信息技术,在美国境内以及境外的防务公司中,凯雷集团均已染指。
从事防务业,这意味着要与军方打日常交道,需要长袖善舞的政治说客气质,更必须要玩转华盛顿的人脉网络,因而从事防务业的往往是卸任的政治大腕。虽然政府也意识到了离职高官加入特殊行业存在寻租的可能性,也有种种禁令,比如禁止在一年之内为防务承包商工作,但是这个规定永远没有得到完全执行。类似的行业还有航空、电信和医疗卫生等垄断行业。而凯雷集团的投资也集中在这些领域,在这些行业如鱼得水。
防务业带动工业的连串利益链条已经成为民主世界公开的“秘密”,而军方、政府和军工企业联合而成的团体往往也被称为“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y Complex),构成了防务业的“铁三角”。有人指斥这导致了新的利益联盟与寻租,构成了一个被叫作“铁三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商界、政界与军界水乳交融”,利益集团代表直接进入国家权力体系,操作者炙手可热而回报优厚。
权力的合理边界
正是因为经济新闻记者丹·布赖奥迪的勇敢,世人才得以窥见凯雷秘密的房间,了解凯雷的前世今生。布赖奥迪在这本《铁三角:透视凯雷集团的秘密世界》中,通过美国式调查使得大众能生切理解无数幕后的等价合约的逻辑。
依赖模糊商业与政治的边界,凯雷长期以来获得超额回报,甚至在新世纪把触角伸向了回报率更高的亚洲,但是凯雷集团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长期以来,凯雷的合法性以及透明性始终受到媒体与公众不断的质疑,在一部分人看来,凯雷就是裙带资本主义、小利益团体和大发战争横财的代言词,这对于凯雷的压力不言而喻。而凯雷最近的决策也表明,它正在试图向世人展示其回归商业的计划,最具象征性的标志在于凯雷集团甚至雇佣了IBM的前首席执行官郭士纳出任集团董事长,而郭士纳在拯救蓝色巨人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使命感使得他无形之中成了凯雷集团最中意的新形象代言人。不过,在丹·布赖奥迪眼里,“凯雷集团的初来乍到者可别被郭士纳无可指摘的商业‘血统’所迷惑。这仍然是一家依靠政治权力发财的公司,而且可能永远都将是如此。”
面对商界、政界与军界运行得水乳交融的“铁三角”,人们在不停地追问:公共权力的合法边界应该在哪?早在1961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就曾经警告过出现“军商复合体”与“一个巨大军事组织与巨大军事工业合流”对于社会制度的危害。他说,在政府决策中,对于军商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地寻求不应当有的影响力的行为都必须抱以警惕,“权力错位进而造成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不仅现在存在着,而且还将持续。我们永远不能让这种结合危及到我们的民族或者民主秩序。”
今年是凯雷创立二十周年,对于正在国际市场上长袖善舞的大公司来说,历史毕竟还短了些,但是作为一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跻身世界一流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凯雷或者正代表了全球化变革时代资本力量的一个缩影,内中又有太多值得探究的问题。
对中国读者来说,不能不格外警觉丹·布赖奥迪在本书末尾的呼吁。布赖奥迪特别注意到了凯雷集团在中国的大笔投资,他敏锐地看出,中国和数十年前的沙特一样,如今也是美国投资的一片沃土,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正在朝着一个更具市场经济特征的方向缓慢前进,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大体上由政府调控的未经开发的巨大市场――这一切正是恰恰是凯雷集团所特有的关系资本主义得天独厚的活动领域,布赖奥迪呼吁人们关注这一动态。
丹·布赖奥迪写作,秉承了美国引以为傲的调查性新闻报道的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水门事件”与“深喉”传奇的延续。作者打开了凯雷集团的暗房,让世人看到民主法制明灯下存在着的数不胜数的暧昧地带。如今我们这里的公司调查类写作也越来越热,什么时候国人也能从这类写作中看到那些公司暗房的一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