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通常，别人的褒奖和羡慕可以增强一个人的自信心与成功几率。但对那些心智聪颖和意志坚定的人来说，别人的诽谤甚至处心积虑的阻挠打击，会更加有利于其在成功道路上前进。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对别人构成竞争威胁时，才会引起那些被挑战者的诽谤和阻击。所以，如果哪一天你偶尔听到别人的坏话，甚至受到种种阻挠，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你的现有或潜在实力已达到既得利益者无法忽视甚至妒嫉的地步，你应借机进一步增强竞争力和自信心。

　　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全球范围内有关财富创造与积累的竞争。当一个国家贫穷到在财富世界中无足轻重时，富人俱乐部的成员不会把它当回事。然而一旦财富积累的速度达到挑战“先富者”的相对地位时，“先富者”们就要“围追堵截”了。当今围绕中国对外贸易的一系列摩擦与争端，正是这种“围追堵截”的真实写照。

　　从某种程度上说，别人“围追堵截”得越厉害，表明我们正在探寻的财富创造与积累道路越正确，就越是应该坚持，并不断创新发展。这一理念，不论是对朝气蓬勃的个人，还是活力四溢的经济体，都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妨通过讨论上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美国政府代表团提出的一个议题——“贸易道德”，来证明这一点，并借此探讨市场经济的自由实质。

　　不可否认，对任何产品，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提出质量问题，关键看站在什么角度去评价。显然，在有些人看来，以某些时候的某种人为标准衡量，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因而中国生产商与出口商有违“贸易道德”。似乎华盛顿迫于国内受到中国出口挑战的利益集团的压力而要求“产品召回”，或者提高进口门槛，或者干脆终止某些中国产品进口等的一系列做法，是在维护甚至提升那些所谓“高贵”的“贸易道德”。

　　也许我孤陋寡闻，第一次看到在备受世人注目的两国经济协调中由一方提出“贸易道德”议题。但细想又不觉得奇怪。中美已经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超过2330亿美元，美国人随处可见“中国制造”。这犹如19世纪中期的情形，那时处于全球首富地位的英国人，每吃三个面包，其中就有两个来自快速增长中的美国，英国人越来越被“美国制造”所包围。这不可能不引起受到挑战的英国利益集团的担心。为了阻止新的挑战者，自英国开始，现代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五花八门。但历史事实是，英国的“围追堵截”终究还是没能阻止美国的前进步伐。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贸易自由主义盛行的今天，传统贸易壁垒在已取代英国而位居“全球首富”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手中继续使用，却因效率越来越不理想，便又发明了一种非关税壁垒——“贸易道德”。

　　可惜，这种“道德”，从市场经济的实质看，是可笑和虚伪的，也有违美国人一直标榜的市场自由原则。

　　因为，正如那位移居美国并在纽约生活了33年的市场经济最坚定的信奉者米塞斯教授所总结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上，普通人是至高无上的消费者，他们的购买或拒绝购买行为，最终决定着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按什么样的质量生产。”而这些大众消费者“永远是正确的；他们是市场的主人，他们有能力让贫穷的商人致富，也可以让有钱的工厂主变穷。利润制度使那些成功地以尽可能最好最廉价的手段满足人们的需求的人士发财致富。”因此，“在市场经济框架中发挥作用的，并不是纯学理的价值判断，而是人们具体体现在购买或不购买的行为中的评价。”

　　从这一市场经济原则看，正因为中国生产商与出口商以最廉价和最好的方式，满足了普通美国人的需求，美国百姓才以持续不断上升的购买行为认可了中国产品。或者说，持续增长的对中国产品的大量进口，恰好表明“永远正确的”美国大众消费者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评价与认可也持续向好。所以，中国产品质量好坏，不是由哪国政府及其官员甚至少数受到挑战的利益集团评定的，只能是由大众消费者的市场投票——是否付钱购买——来决定。

　　如果以是否用最好最廉价的方式满足美国大众消费者的需求为“贸易道德”的裁定标准，那么，由普通美国人对中国产品的喜好所决定的持续增长的中国对美贸易，恰恰是最道德的，而任何阻止这一趋势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与政策，都是最不道德的。

　　进一步讲，“市场民主所实现的，并不是根据人们‘真正的’优点、内在价值和道德出众来向他们分配报酬。使一个人富裕或贫穷的，并不是站在某个‘绝对的’的正义原则立场上对他的贡献的评价，而是他的服务对象完全从自己个人的需求、欲望、目的等角度所作出的个人评价。这正是民主的市场体系的含义所在。” 根据这一原则，以中国厂商与美国厂商共同服务的对象——普通美国大众消费者——为基点，某些中国产品对美国产品的替代，进而对某些不能够再以最廉价最好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美国厂商的替代，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自由与民主实质的，因而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何况，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应该是，任何一个人、一个厂商、一个经济体，都可以自由地挑战任何他人的既得利益，只要“他觉得有能力以更好或更廉价的方式满足大众的需求，他就可以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效率。” 这恐怕是极力推动市场全球化的美国政府所不应反对的吧？

　　米塞斯教授1956年从纽约发出的劝导，我以为道出了市场经济自由与民主的实质所在：“有些人牢骚满腹，抱怨市场体系不公平，对他们，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建议：如你想获得财富，那么，就尽力去向大众提供更廉价或更好的东西以满足大众的需求。法律之下的平等已经给了你挑战任何一个百万富翁的权利。在一个不受政府强加的限制之阻碍的市场中，如果你的财富没超过某个巧克力大王、电影明星和拳击冠军，那只能怪你自己。”

　　不知那些刚刚参与过“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以保尔森先生为首的美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们对此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