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杏娣
当前，抑制通胀压力继续加大，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首要任务。最新公布的11月CPI同比增长6.9%，显示出当前我国的通胀压力已非常显著。本轮通胀首先是由猪肉及其他食品价格上升引发的，油价等随后上升，更进一步催生了通胀，并引发了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等普遍上升。这表明，物价上升已形成了通胀预期。在近期流动性过剩环境下，物价上升必然会演化成较严重的通胀后果。
本轮通胀有一定必然性
从更深层次看，本轮通胀的产生及其演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过低，这不利于政府解决三农问题。同时，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足在客观上必然会形成农产品供应的相对缺乏，由此也必然会导致食品价格上升。
其次，我国劳动力成本也长期过低，劳动力成本未能紧随我国经济增长稳步上升。虽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形成了我国产品具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但这却不利于改善经济总体结构与提升消费水平。
因此，农产品价格、劳动力成本价格上升，是具有宏观经济与政策的一定基础的。但问题是如果这些成本上升过快，就会形成过大的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
低估通胀态势造成本轮通胀压力剧增
今年年初，通胀已开始处于发展初期，但社会上一直有低估通胀态势的观点，如认为肉价上涨是一次性的，以后不会再涨，CPI数据不会再上升，但随后的发展证明这些论点明显有误。在某种程度上，低估通胀态势本身是造成本轮通胀态势演变过快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导致了政策调控的滞后。因为，6.9%的ＣＰＩ水平已远高于我国设定的３％通胀目标区。因此，在下一步政策调控中，我们必须对通胀态势及通胀预期要有更深入的把握，并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尽快加以遏制，否则一旦国内外经济转入缓慢增长的调整期，将有可能会使我国经济步入滞胀的深层矛盾中。
通胀压力具有“三涨齐发”特征
目前，我国正处在“三涨齐发”的境地：其一是以ＣＰＩ为代表的物价上速度过快，其二是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其三是人民币汇率也呈小步快速上涨态势。尤其是两大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所形成的财富效应本身，也是推动此次物价上升的因素或基础之一。
目前，从调控方向看，虽然“三涨齐发”可能会给我国对通胀的调控带来了较为统一、协调的经济环境，但也会使我国宏观经济处于较大风险的格局之中。
针对资产价格上涨和物价上涨问题，我们可以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来加以调控。因为，利率上升对物价通胀与资产价格膨胀具有约束性的下调作用，汇率上升本身也将可以通过进口品价格的下降及资本外流的刺激，从而有助于抑制通胀与资产价格膨胀。所以，这些调控政策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基本方向上的冲突。
针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由于人民币汇率未采取一步到位的升值方式，这对资产价格上涨和物价上涨也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资产价格的调整有反向作用，即当预期人民币汇率会持续上升时，大量资金就会持续进入我国的股市和楼市，这是不利于我国股市和楼市的市场价格的平稳运行。同时，采用利率上升的政策手段来调控物价，也会造成大量资金因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而进一步流入中国。
从国际经验与教训来看，如果股市与楼市的资产价格同时大幅上升并形成泡沫，就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很大的风险。如果只是股市有泡沫或楼市有泡沫，那么对宏观经济过热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即使市场出现调整，资金也会有另一个重要通道可以避险，不会引起金融市场的过分萧条。
其实，由泡沫形成或破灭引发产生的财富效应本身不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大的升降动荡和打击。如美国在1990年代后期的网络股泡沫以及近年来的楼市泡沫，皆属于这种状况。相反，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日本的股市与楼市泡沫同时形成，并在1990年同时破灭，这种情况则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在面临通胀压力的同时，股市与楼市两大资产价格都存在过热特征，这使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环境。如果说通胀的调控需要采取高利率来加以遏制，那么高利率政策却可能会造成两大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甚至泡沫破灭，并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今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
所以，在当前宏观调控中，我们既要防范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上，又要防范资产价格出现“硬着陆”。兼顾资产价格的“软着陆”，这是我们在解决当前通胀问题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在下一步针对通胀压力及流动性过剩的宏观调控中，我们也需要防范由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本身带来的风险。因为，调控政策会改变人们的预期，当人们的心理预期发生重大转变并影响其行为时，流动性本身也会发生变动，流动性过剩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可能会逆转为流动性不足，就如同今年美国次贷风波所引发的情形那样。
抑制通胀需要加大对银行信贷扩张的调控力度
当前，从政策层面上来看，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抑制通胀需要加大对银行信贷扩张的调控力度。因为，流动性过剩不仅是由国际收支顺差导致的储备增长所造成的，这表现为外汇占款的上升，而且也是由银行体系内的信贷快速扩张所推动的，从近期货币量上升远大于外汇占款增长数量中可见一斑。
尽管我国已对银行信贷额度进行了管理，但由于目前我国的银行业几乎都股份化了并成为上市公司，它们需要按市场规则进行商业化运作，监管部门对它们信贷额度管理的行政性干预会不利于商业银行的市场化发展。另外，我们还需要从根源上扭转商业银行信贷过度扩张的动力，即逐步解决我国现行的存贷利差过大问题。
因此，目前我国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当将缩小存贷利差作为一个重要的调控政策措施，并尽快启动下一轮的利率自由化改革。在目前宏观条件下，可以实行“控制存款利率、放开贷款利率”的改革政策，让银行业市场通过竞争来降低贷款利率，缩小存贷利差，由此来控制货币信贷闸门。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