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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十几年间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上你追我赶，西方人显然是在未雨绸缪了：既然无法阻止中、印的崛起，就必须适应这个现实，并从两国的崛起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其实，除了中印，经济正在迅速增长的国家还有越南，但国际社会从未把中越、印越放在一起对比。因为越南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规模上看，都只是小国，即使将来该国的发达程度赶上韩国甚至荷兰，也无法对国际社会产生很大影响。中印就不同了，世界60多亿的人口，20多亿就在这两个国家。庞大的人口就意味着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不可估量的市场容量。中印经济的繁荣，给世界经济多了一重保障，将来，只要有一个国家经济景气，整个世界经济就有增长动力。
中印有着相似的历史经验。两国都是文明古国，都有着骄人的历史。戴维·史密斯引用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数据，显示两千年前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的59%，其中印度占33%，中国占26%。在公元1000年时，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的52%，印度以29%的比重保持了领先地位，中国的比重是23%。而在接下来的500年（1000～1500年）里，西欧所占的比重从9%增长到18%。中国开始赶上并超过了印度。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之和已不到全球的一半了。工业革命这后，这个比例就越来越倾向于西欧了。由于国力的衰退，两个国家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印度从17世纪就开始了被征服的命运。中国虽然没有亡国，但也已是支离破碎，一百多年动荡不安。中国跟印度不一样，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所以在抵御侵略上比印度有力。而印度松散的封建体系，容易被西方人各个击破。
这么多年来，学界都在试图解开中印由盛转衰的谜团。对于中国的难题，最著名的发问是“李约瑟之谜”——现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答案多种多样。人们大致从专制政治、儒家文化和人口过剩这三方面寻找原因。专制制度束缚人心，扼杀创造；儒家文化强调内省，不重科学；过剩的人口蚕食资本积累，使得家庭作坊而非工场生产成为主流。人们没有对印度提出类似“李约瑟之谜”的问题。作者认为，尽管印度曾经在数学和科技方面取得了大量突破性的成果，其中包括创造了负数等一系列现代数学概念，但与中国相比，当时的印度更不可能成为像英国一样的工业革命起源国。因为印度是劳动密集型农业，因此并不需要像中国那样的农业技术创新，当然也很少得益于这种创新。作者没有分析的原因，我以为跟中国后来碰到的问题一样，乃是人口过剩造成的。印度还有个很大的麻烦，多次遭中亚外族的入侵，每次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道路遭到破坏，大部分地区之间的道路连牛车都难以通过。”国家四分五裂，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发展自然会受到制约。欧洲的中世纪，正是如此。
中印两国现在的发展路径差异很大。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印度则在服务业特别是软件外包业务上，表现十分出色。如果按照所谓产业分级，中国做的是低端生意，印度是高端。但是中国遵循的是一般工业国家崛起的路径，所以国际社会疑惑较小。而印度一开始就占据高端，令人不解。一般认为，英语优势帮了印度大忙。
谈到印度，就不得不提到贫民窟问题。任何一个到过孟买的人，都会惊诧于孟买市郊规模庞大的贫民窟。不少人从印度的民主制度不允许政府强制拆迁来解释原因，但从更深层的原因上说，贫民窟来源于经济的两极分化。由于制造业不发达，印度下层民众的出路就成了问题。现代商品社会，小规模的家庭农业经营是无法维持一家的生计的。农民必须流入工业才能有生存保障。印度的农民就徘徊在工业和农业之间。他们无法在工厂找到稳定的工作，又不能回到农村忍饥挨饿，于是就在大城市的近郊住下，靠打些零工补贴家用。经验表明，只有发展制造业，才能让低层百姓脱困。工业化阶段是难以逾越的，印度也不能例外。
印度的复杂性远非中国能比，光官方语言就有18种，宗教问题更复杂。就是在印度教内部，种姓差异也使得社会产生分化。可能是历史上这个国家习惯了松散的体制，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也为协调各邦各派争议提供了渠道。正因为如此复杂，中国人对这个邻居的了解十分模糊。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中国人从心底里防备着印度。相信印度人也是一样，中国发生的一切，都在牵动着他们的心。但是，从文化基因上讲，两个国家都是爱好和平的。如果能加快两国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互相增进了解，龙象便能争而不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