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证券研发部副经理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自署南平教谕迁淳安知县。据《明史·职官志四·府、州、县》:教授是知府的属下,为从九品,亦即最低品级的政府官员;教谕则是知县的属下。两者分别相当于地级市教育局局长和县教育局局长。但后者在当时却属于未入流官员。署是代理的意思。南平县教育局代局长就更等而下之了。知县为正七品。当然,如果知县算处级干部,县教育局代局长至少也是一名副科级干部吧?因此,按现在的说法,海瑞似乎是从副科级升迁至正处级了。
海瑞的工资当然也涨了。《明史·食货志六·俸饷》谓:“县教谕、府州县训导月米二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明时一石米,相当于现在的94.4公斤。因此,海瑞原先的月薪相当于188.8公斤的米,升官后的月薪则相当于七石五斗即708公斤的米。米的质量如何,史书并无记载。笔者撰稿当天,北京八里桥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大米价格为每公斤3.28元。因此,仅按现在的大米价格计算,海瑞的月薪相当于自人民币619.26元调整至2322.24元。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夏开熙二年,1367年),朝廷即已规定,“凡新授郡县官,给道里费”(《明史·职官志四·府、州、县》)。因此,海瑞到淳安履新有差旅费可以报销。
但官员领取薪资时,不仅仅按米价折算。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朝廷规定:“官员俸给凡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绢米,曰折银米。月米,不问官大小,皆一石。折绢,绢一匹当银六钱。折银,六钱五分当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本色钞,曰绢布折钞。本色钞十贯折米一石,后增至二十贯。绢布折钞,绢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正一品者,本色仅十之三,递增至从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明史·食货志六·俸饷》)笔者假设,像海瑞这样的知县,按本色发薪水的比例为工资总额的60%,即名义上的四石五斗米的价值。这样,其构成就是:米一石;折绢米三石五斗的一半,可以换取约七丈六尺的绢;折银米三石五斗的一半,换取一两一钱三分七厘五银子。而按折色发薪水的工资总额的40%,名义上有三石米的价值。其构成是:三石米的一半,按二十贯一石计,为三十贯;三石米的另一半,按布一匹折米十石计,值六尺布。这样,假设不领绢,海瑞的月薪就是:米一石,银二两二钱七分五,钱三十贯,布六尺。明嘉靖四年(1525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明史·食货志五·钱钞》)。因此,三十贯钱相当于九钱银子。如果全部按米价折算成银子,海瑞的月薪约为四两八钱七分五。朝廷把简单问题复杂化,降低了官员的实际薪水。
海瑞的月薪是高还是低?笔者依稀记得,计划经济时代购粮证上的月定额标准是:轻体力劳动者32市斤,重体力劳动者40.5市斤,学生29.5市斤。因此,按708公斤米的价值,即使儿子尚未就业,知县要养活老婆、二奶、三奶等倒也没什么问题。尤其在任时,衙门就是宅第,连房租都不用付。如果碰上夏历闰月,官员们还可以多领一次月薪。不过,据沈榜《宛署杂记》:给公务员赶马的马夫,年薪倒也有四十两银子。当然,马夫在官员出差时,还兼办杂事。相比之下,官员的薪水就有些微薄了。如果没有闰月,海瑞的年薪约为银五十八两五钱。笔者撰稿当天白银价格为每盎司13.818美元,即每克0.4874美元或一两179.73人民币元。五十八两五钱银子,折合10514.43人民币元。因此,以银价为参照,这样的年薪,又比当前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高不了多少。
于是,海瑞“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明史·海瑞传》)。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胡宗宪的言论。“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同上)这算嘲笑海瑞的寒酸,还是表彰海瑞的节约?海瑞的回报是:“宗宪子过淳安,怒驿吏,倒悬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发橐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同上)不问胡宗宪儿子口袋中钱的来源,海瑞就把它充公,胆子确实够大。当然,胡宗宪不敢过问,也是心中有鬼。但此事不了了之,海瑞并未一味与胡宗宪作对。史书也未记载这数千两黄金的下落。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海瑞调任兴国知县。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他升迁户部云南司主事,官阶从五品,月薪十四石。明隆庆三年(1569年),调任右佥都御史,官阶正四品,月薪二十四石,随即谢病归。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又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其官阶正三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月薪则为二十六石:按现在的米价计,折合8050.43人民币元;按现在的白银价格计,折合3037.50人民币元。这样的月收入,虽然比不上那些腰缠万贯的董事长、总经理,但肯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卒,年七十四。“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同上)。海瑞的钱主要花在什么地方呢?史籍未留给后人什么线索。
有明一代,官员薪资的变化并不大。其原因可能是:一、朝廷的财政收入有限,难以为官员提薪;二、官员薪水是否偏低,也不大好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