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骋骋

　　经济学博士，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每到岁末年初，典当行总会显得很热闹，只是古今世态大相径庭。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这是鲁迅对儿时的一段真实的回忆，出自他的《呐喊自序》。说起典当，人们的脑海里自然就会浮现出这种情景，从近代到现在这种印象仍然很少改变。

　　翻开《辞海》，对典当权威的解释是：亦称当铺或押店，旧中国以收取衣物等动产做质押，向劳动人民进行放贷的高利贷机构。这一定义明显带有贬义。从近代以来，典当业一直被人视为高利贷资本的代表之一，与商人、地主一起构成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势力。由于典当折价低、利率高、时间短，一向为世人所诟病。除高利贷盘剥外，典当营业者还乘人之危，任意估低农民当物的价格，并到期没收其物品，因此典当的罪恶更罪加一等。因为贫民在急如燃眉的时候去典当，对于所当物品的价值，自然处于谈判的劣势，只能任典当行任意估价，而且典当者之所以走上典当之路往往被迫无奈，对于所当的物品多无力回赎。在经济萧条之时，典当业反而却出奇繁荣，所以民间都有“荒年熟典当”的谚语。

　　尽管典当名声不佳，但它的历史却源远流长。根据1988年的《美国百科全书》，典当最早甚至可以上溯到中国的西周前后。美国典当行业协会（NPA）发布的资料也认为：“典当业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古代中国。”根据目前能见到的确切的文献记载，人们一般都认为典当业发端于公元五世纪时期的南北朝时期。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后世之典当业，从南朝佛寺开始”。南北朝时代，佛教寺院香火鼎盛，寺院经济空前发达。“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将寺库里的余积资财按照佛教“无尽财”思想，出贷济贫，计息取利，回转生财，用以事佛。如此周而复始，因而寺库质贷生意兴隆，于是在佛寺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典当机构——质库。

　　西方的典当业最早产生于意大利。十五世纪，意大利的富豪美迪奇（Medici）家族一分为二，其中的一支成为了银行家，另一支成为了当铺老板。美迪奇家族中从事典当业的一方采用“三个金球”作为典当的标记，这个传统一直沿续至今。传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勒典当了她的珠宝资助哥伦布去航海冒险，从而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故事在西方广为流传。

　　近代中国，虽然典当业为人所痛恨，也有学者认为当铺是一种慈善机关，“供给借款以活贫民，不然，贫民便没有地方去借钱。”这也是当时的客观情形，因为在金融市场极不发达的近代中国，普通百姓除了熟人之间的借贷之外，没有更好的融资途径。而方便灵活、易于操作的典当恰恰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因此典当也被人称为“穷人的后门”。典当在近代中国一直面临着“毁誉参半”的困境。一方面人们批评其高利剥削，但同时也有人鉴于其对社会经济的难以取代的作用，对它的社会价值给予较高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普通百姓视为“暴利剥削”的典当业逐渐淡出国人的视野。直到1987年12月，四川成都成立了一家华茂典当行，标志着古老的典当业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的大潮中重新复苏。短短几年功夫，重生的典当业从无到有，获得了蓬勃发展，目前全国典当行总量达3000多家，从业人员达一万多人。以浙江省为例，2007年以来，全省典当行包括新审批的共180多家，全年典当总额接近200亿元。典当的物品五花八门，不光有房地产、汽车、机器设备，也有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

　　与古代社会不同，以往典当的主要是被生活所迫的贫民百姓，现在典当的主要是民营企业，而且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相对于银行来讲，典当门槛低、借贷灵活、手续简便，这使它成为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急需资金时的不二选择。据笔者了解，一般典当月息在三到四分之间，虽然利息较高，但由于简单方便，仍然得到了中小企业的极大欢迎。古代社会，贫民去典当物品主要是为了换取一些小钱得以生存，因而当品绝大部分成了死当。而目前典当业主要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所以资金赎回率基本上都在99％以上。

　　典当业再不是旧社会盘剥穷人的工具，作为非正式金融，它成为当代社会金融市场必要的补充。无论在现代金融体系已经十分发达的英美国家，还是我国的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典当仍大量存在，这是由于典当业“交易成本”低于其他任何一种正式金融机构，同时它又满足了中小企业或者一部分家庭小额融资的需要，所以呈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在我国，由于典当从它复出的那一天开始业务量就出现成倍增长，政府也不再持观望态度。2001年，国家经贸委颁发《典当行管理办法》。2005年，商务部会同公安部重新修订《典当管理办法》。在加强规范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典当行的生存空间。相信在不久将来，典当业定会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