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美元能否继续作为绝对的国际贸易结算与储备货币，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世人对美国今后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能力及其相对地位的预期。但这不仅取决于美国的努力，更取决于竞争者的发展状况。如果白宫不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内”的改革与发展上，而是将其自身问题不分清红皂白地归结为外部的问题，把精力放在企图通过“对外”施压，迫使竞争者货币大幅度升值，以获取自身状况的改善，无异于“刻舟求剑”！

　　人类文明总是在竞争中进步的。因为结果总有输赢与先后，所以竞争在激发活力的同时，也并非令各方都很愉快。那些暂时领先者，对于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甚至挑战自身领先地位者，总会加倍警惕，尤其是在发生利益冲突以至影响到自身利益维持与增进时，就更是指责的多，似乎任何相比以前“均衡状态”的“失衡”，都是后来挑战者造成的。

　　时至今天，恐怕很难否认，中国已经成为以美国为核心的欧美领先者的一个日趋强劲的竞争者。过往30年平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步入新世纪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与影响的进一步扩大，都使得那些暂时领先者不得不在其国际竞争策略中，更多地关注并想方设法对付这一不容再忽视的挑战者。

　　随便举个例子吧。最近，我读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德龙的文章。他以引用30多年前一位美国财政部长的观点作为文章的开端：“在40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日子里，尼克松政府的财长约翰·康纳利告诉欧洲同行，虽然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其错配及其造成的全球不平衡，可是‘你们的’问题。” 德龙其实并没有得出什么新颖结论，只是再次重复了康纳利的陈词滥调，只不过，康纳利针对的主要是英镑、法郎以及马克等欧洲货币，而德龙针对的主要是人民币。

　　康纳利因担任一个庞大家族的石油与不动产顾问而发财，在1971年2月被尼克松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前，曾任肯尼迪政府的海军部长，当过8年德克萨斯州州长。他在出任财长时坦承“对金融一无所知”，但他求得了曾任美联储主席19年之久的威廉·麦切思尼·马丁的指导。这位自称是“国际金融修整好的球场上的流氓”的财长，刚上任就赶上美国100年以来首次出现国际贸易赤字——“惊人的3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居高，失业率高达6%，糟糕的经济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康纳利任期内的最主要工作就是解决美国人自己认定的“美元汇价被高估”的问题。

　　为此，得到了尼克松总统授权的康纳利，代表美国政府，同欧洲国家与日本展开了自二战之后最激烈的货币和贸易斗争。由于美国政府将其本身糟糕的经济问题与国际收贸易赤字归咎于欧洲与日本货币没有相应升值，所以，这位接受过律师培训的康纳利，以其“桀骜不驯”的姿态，面对欧洲与日本代表多次声称，当时的国际经济和货币“失衡”是“你们的问题”。

　　因此，在1972年11月于罗马召开的十国集团副财长级会议上，美国政府代表团就正式要求其他国家货币平均升值11%。在当年12月份于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大厦再次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如愿以偿。其中，日元升值幅度最大：16.95%。这就是在国际货币史上留有一笔的“史密森协定”。美国从这一协定升值得到的好处，“估计使国际收支改善80至90亿美元”。

　　但是，也正是从那时起，以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作古。美元进而各国货币从此彻底失去了贵金属支撑。有着内在价值约束的“货币与金融纪律”不再对各国政府起作用。尽管在过去37年里，美元仍是各国的主要储备与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但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尤其美国继续作为全球最大以及作为最终消费者的“火车头”作用，而对美元形成的有力支撑。

　　如果将当今美国经济与美元面临的形势，同37年前发出“康纳利指责”时相比，并非德龙教授所说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相同的只是，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强迫已成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升值其货币，试图解决面临的巨额贸易赤字、高企的通胀率与失业率等国内经济问题。不同的却是，各国面临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截然不同了，作为美国强有力竞争者的欧盟地区，其综合实力已今非昔比，更为重要的是，欧元对美元形成了从来没有过的挑战。

　　由此，美元能否继续作为绝对的国际贸易结算与储备货币，完全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人们对美国今后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能力及其相对地位的预期。但这不仅取决于美国的努力，更取决于竞争者的发展状况。如果人们对后起竞争者的前景更为乐观，而美国政府不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内”的改革与发展上，还是“康纳利指责”，将其自身问题不分清红皂白地归结为外部——“你们的问题”，把精力放在企图通过“对外”施压，迫使竞争者货币大幅度升值，以获取自身状况的改善，则无异于“刻舟求剑”！

　　因为，在全球经济已经形成不同竞争板块的形势下，各板块的货币也在加剧竞争。没有了“贵金属本位”的各板块货币在各国储备中的份额，完全取决于相应经济体的发展前景。而迫于美国压力而大幅度升值的货币对本国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更使得那些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不会再轻易屈服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因而，不管多么“桀骜不驯”或者再怎么自称“流氓”的人士担任财长，迫使他国货币大幅升值的“康纳利法宝”，都不可能再是美国人手中灵验的武器。所以，现今的白宫只好让美元大幅度贬值。

　　然而，对被指责者而言，“康纳利指责”确也有值得深思之处。就德龙教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人民币来看，为什么新世纪头两年里还是“通货紧缩”，却很快转变为泛滥到令人头痛的“流动性过剩”？这种急骤转变不可能都是健康的。其间，财政、货币、贸易、汇率、外汇储备等多项管理政策，以及更广泛的国内经济与社会政策，不会没有值检讨的地方。现在看来，至少在认识并处理政府同市场的关系上，具体政策手段及其实施的时点上，存在着行政手段过于挤压市场手段的问题，即便是那些事后证明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有过于滞后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全球经济与货币体系从来就不曾存在一种永恒和稳定的“均衡”。均衡与否，从来都是依谁的利益而言的。如果后起竞争挑战者跟随着被挑战者一起喊“失衡”，不是无知，就是愚蠢。至于当今“美元以及欧元对于人民币及亚洲货币的错配”，如果存在，更多地也不是亚洲的问题。但亚洲各国可以借此更深层次地剖析自身的问题，以求更健康更快地发展，在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的道路上更加自信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