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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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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又站在了历史新起点上
    2008年01月17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夏业良 沈飞昊
      ◎夏业良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新履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广东当前的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提出地,广东要以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

      我有多位亲友在广东深圳、珠海、广州一带居住,父母近年来也长时间在深圳居住,加上我经常去广东各地参加学术会议、讲学等活动,最终促使我在广东置业,成为非广东户籍的居民,因而我对广东的改革发展一直非常留意。

      30年前酝酿启动的最终惠及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教育、科技、文艺领域起步,赢得了全国民众的衷心拥护,不久就在安徽农村得到顺应民心的有效应用。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此具有震撼力的口号推动下,许多昔日的禁区和障碍,顷刻间分崩离析。即便是那些沿袭已久的经典教条在不言自明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一年之后,“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实验性尝试便在广东、福建逐渐展开。无论是深圳、珠海特区,还是广州、潮汕、海南,都发生了不同凡响的变化。

      或许30年来普通中国人感受最深刻和最广泛的变化更多是在物质层面,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制度变革已然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至于我们甚至难以想象如果发生全面的制度倒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将会陷入怎样的困境!

      如今的“80后”或“90后”新生代,对于30年前的中国制度与社会状况了解甚少,偶尔会在心境奇好之际,洗耳恭听父母或祖父祖母辈不厌其烦地叙述那“遥远的故事”。然而,我有个并非危言耸听的担忧,那就是,一旦经历过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生活的几代人逐渐离开人世之后,我们的后人是否会因缺乏亲身经历的强烈对比,以及发自心底的决绝而失去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力?

      深圳不但是最早的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而且还在1992年最先沐浴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正是这一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讲话,奠定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路径和15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

      有人说,真正的解放是思想的解放,而真正的思想解放只能有一次。我很认同这一说法,并且相信:只有建立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才是最根本的思想解放。我还以为,无论是哪一届政府,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当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目标——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

      在充分保障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宪政民主框架下的现代“法治”,建设一个全体国民所共有的现代民主政体,增进全体国民所共同分享的社会福祉,确立一个全体国民所共同治理的法治国家。

      切实保障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家(政府)追求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拥有这样一个长远而稳固的共同目标,也将使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与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现代契约:国家(政府)鼓励和促进我们共同的福祉,保障全体国民的自由、权利和利益,国民通过选举对有效的执政予以肯定和鼓励,对于无效和低效的执政予以否定和撤换。

      要把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努力扭转传统的发展观念和方式,形成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制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政策措施,完善决策使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无论是深圳还是广东全省,都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如何能够超越历史,超越自我,超越政策优惠,超越资源禀赋限制,超越制度约束和惯性路径依赖,不但全国人民注视着深圳和广东,外部世界也同样关注着广东乃至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看我们到底如何超越资源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究竟怎样摆脱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

      在我看来,21世纪的中国人,给予世界的整体印象应当是:富有责任意识,坚定、理性而自信,开放、自由与和谐。在历史上,广东曾经是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开放之窗,最先踏上异国他乡的华人中,广东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广东人素有闯荡开拓精神,正如俗话所说:“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必有华人,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必有广东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当代史中,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数不胜数,他们推动历史进步的业绩功不可没。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人会续写怎样的改革开放新篇章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