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实

　　金融学博士，

　　供职于ICBC总行

　　2007年世界经济的斗转星移留下了太多悬念和未知，以至于2008年所有美丽的等待和希望就像玻璃橱窗里布满红色樱桃的慕司蛋糕，近在咫尺却并非触手可及。当我们用希望这根红线将2008、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奥林匹克、次贷危机这些字眼拴在一起时，赛涅卡却在一边喃喃细语：“如同锁住囚犯和看守的一根铁链，希望和忧虑也形影不离。”

　　我从来不是个悲观主义者，至今依旧习惯于对美丽世界有着种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神奇幻想；但我更不是个盲目乐观者，朦胧的理性总是让我萌生种种不合时宜的忧患思维。这种希望和忧虑形影不离的情感纠葛在我写完本栏上一篇之后再度浮现。当我用“转变”这个关键词概括2007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时候，一连串的疑窦在心底打滚：身处转变漩涡的中国经济何以岿然不动、鹤立鸡群？一路高歌猛进的东方神话还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

　　哪怕不是在写专栏，我还是会说YES，毕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经济这驾高速列车会骤然放缓。世人看到中国制造依旧所向披靡、投资狂潮依旧波涛汹涌、消费行情也是水涨船高，似乎由“过快转向过热”的担忧才更加实际，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牵肠挂肚听上去就像杞人忧天一般愚蠢可笑。但问题就在这里，经济规律往往总是会在人们毫无防备时骤然一击，如果风险的爆发能够全然预料，那么经济危机从来就不会像历史演绎的那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实上，很多人，包括初迈门槛的学术门徒或是过桥无数的老人，都对经济周期的铁律了然于胸：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饕餮盛宴和粗茶淡饭的反转轮替就像潮汐一般自然而又无可回避，中国经济不可能例外，再“长期”、再“稳健”的经济增长也总会面对由高潮向低谷的周期转变。既然2007世界经济发生了那么多的转变，为什么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在2008发生滞后的“转变”呢？至少我们能给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找到几个理由。

　　不得不提的首要因素是世界经济的放缓。无论是IMF还是OCED，所有喜欢预测的机构和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下调了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面对参差不齐的预测，我们也许有理由嗤之以鼻：这区区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又能带来几多中国共振？但我们很可能不经意间从两个方面忽略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

　　一方面，世界经济放缓可能比“贝利”们预测的更加糟糕。2008年的开端已经让人嗅出了衰退的味道，羞于见人的各种就业数据、历史新高的进口价格增幅、不断下滑的消费信心指数预示着山姆大叔内忧外患并存，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次贷危机真实效应的延续或是新一轮经济泥沼的开始。无论如何，滞胀背景之下，美国经济周期的逆转并非伯南克或是保尔森之辈所能轻易挽救。当然，我们很可能在2008年下半年看到美国经济闪亮反弹，但这不过是大选年必有的“政治周期”，也就是说，美国的深层窘境可能比年初大家看到的更为惨淡。欧洲、日本也是问题多多。过快的升值让欧洲出口吃尽了苦头，过高的通胀也让共同警戒线形同虚设，于是世人不得不在为出口导向型的欧洲经济心存担忧的同时，再为欧洲货币一体化和谐深入捏一把汗。在日本，2008年初领先指标的惨淡让大家很快忘记了过去一年中用显微镜才能透视到的复苏，重回熟悉的暗角看来并非毫无可能。至于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些新兴经济体，他们的增长从来没有像姚明的中投那般稳定，而且他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能在很久之前就被别有用心地夸大了。

　　而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周期的潜在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脱钩（decoupling）”这个时髦的词汇似乎给我们带来了几多莫明的底气和信心，但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走进了逻辑误区，将经济周期的短暂“错配”理解成了长期“脱钩”。所谓“脱钩”的依据，不过是中美经济增长在次贷危机后的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独立增长，实际上中美都在相互合作加深中获得了共同收益，只不过次贷危机抵消了美国的那份，却留下了中国这份，仅此而已。面对1.5万亿外汇储备、2.17万亿的贸易总值，谁能自信大胆说“脱钩”？另一个给我们带来错觉的时髦词汇是“多元化”，次贷危机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影响的理由之一似乎在于中国不再是一棵树上吊死的傻瓜，其实世界经济放缓的风险并不会由于多元化而分散，当运篮子的车翻了，不同篮子里的鸡蛋都难以幸免。在中国对外开放度与日俱增的当下，世界经济周期的转变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回避的深远影响，就算可能会有滞后，但该来的总是会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叨叨絮语才说完了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也许有些耸人听闻的意味，但我是想强调：在又好又快的发展过程中，更应该关注中国经济的周期性风险，而世界经济转变很可能是加大这种风险的外部要素。当然，外部因素并不尽于此，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全球资本市场震动和次贷金融余波都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国经济施加影响。而且，加大中国经济周期性风险的还有诸多内部因素，一向被视作利好因素的奥运经济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此话怎讲？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