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现过几次明显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1988年实际GDP增长11.2%，CPI增长18.5%；1992年实际GDP增长13.4%，1994年CPI增长24.1%。现在，2007年实际GDP增长约11.5%，CPI增长约4.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地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表明中央对当前经济运行中问题的深度担忧。而从央行刚刚公布的去年12月份的金融数据来看，决策层采取相对严厉的紧缩政策效果正在显现，但同时内外失衡的结构性问题也日趋严重，笔者认为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着重需要处理好以下六个矛盾。
全面通胀压力能否化解？
2007年11月份CPI增幅6.9%，RMPI增幅6.33%，PPI增幅4.6%，RPI增幅6.0%等数据表明，前期以“结构性引因、阶段性表现、输入性影响”为主要特征的物价异动转为通胀的风险不断累积的事实，同时央行2007年4季度调查显示，居民通胀预期已升至64.8%的历史高位，而包括资源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改，国际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以及货币被动超额供给等因素也对未来物价的走势构成巨大压力。更为重要的一点，前期依靠生产效率的提升尚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上游成本的压力，以实现连续四年的“低通胀、高增长”，但在此次物价的异动过程中，该效应却呈现递减之势，表现为RMPI——PPI——RPI——CPI的传导加速，物价来自需求和成本两方面的压力都很大，因此，2008年通胀压力是否能有效化解是一个重要问题。
出口能否实现软着陆？
目前我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已达40%之多，经济的外部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也由2003年60%上升至目前的90%左右，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与外部的经济景气密切相关。随着次贷危机后续影响的逐步显现，美国的消费和就业已经受挫，经济放缓已成事实，也将波及欧盟和日本经济，而美、欧、日占我国的贸易比重在40%以上，因此外部经济的下行势必会导致我国外部需求的减少，进而影响到出口的平稳增长。据央行测算，美国经济下滑1%，中国出口将下降6%；同时随着前期财税、外贸政策的调整，出口增速已由2007年初的52%快速回落至12月的22%左右。因此，明年的外贸形势并不乐观，能否实现由“减顺差”向“调结构”的转变是一个重要问题。
内需能否启动？
虽然2007年11月份社会名义消费增长率为18.8%，但若剔除物价因素，实际消费增长仅为12.08%，表明内需不振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而包括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问题的显化，无形中增强了居民储备预防和借助资本市场谋取高收益的动机，而资本市场的波动又反向削弱了股市的财富效应，因此，股指的高涨并未在收入层面对消费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在医疗、住房、教育、养老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未得到根本性消除之前，内需的根本性改善仍面临许多障碍。
投资能否平稳回落？
中央已经明确今年将实施“一稳一紧”财政、货币政策，实际上自2006年以来，央行连续8次调息、13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1次发行定向央票、重启3年期央票和特种存款、出售和回购特别国债、扩大美元兑人民币的波幅以及信贷额度管理；财政部则五次调整关税、下调利息税率、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均表明货币政策“从紧”力度已在加大，相应财政政策也是“稳中偏紧”。但由于前期政策尚存时滞，如果再加之环保、节能、投资立项等产业政策和出口受阻引起的产能回流，那么投资能否从现在的高位实现平稳回落而非快速下滑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资本市场噪音能否过滤？
虽然股票市场在各方力量之下，止住了狂奔的步伐，2007年收官在5261.56点，但96.7%的年涨幅仍为历史新高。目前来看，伴随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机构投资者的发展、H股回归的启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促成的“资本洼地”、“价值重估”效应并未完全消除，而境内外资金的推动力量也未出现逆转。但股市和房市一味上涨势必会扭曲正常的资本配置，必将伤及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中央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化解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局面。现在的问题是，海外金融市场的震荡和融资条件的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全球资金的配置，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发生逆转，很可能造成境外资金的巨量回流，从而引发国内资本市场资金结构的巨变，进而增加和扩大其对经济运行的噪音。
“奥运”的会后幽灵是否再现？
从前期的投资来看，2008年的“奥运”效应实际上已经提前释放，而且如果从历次奥运会来看，基本存在一个规律，即奥运前一年投资高增，奥运当年消费高企，奥运会后经济出现显著回落——“奥运”的会后幽灵。对于中国而言（作为经济大国与小国不同），虽然对因个别事件促成的短期繁盛后可能出现的回落，具有较强的缓冲能力，但最终能否避免奥运会后幽灵的重现，仍是一个考验。
解决当前内外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不能忽视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中国已经是开放度很高的经济体，相应过去相对封闭经济环境下的发展、调控思路也应及时转变，具体来说就是在国内外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国内外资本融合方面、国内外市场联通方面和国内外经济政策协调方面，要有一个很好的权衡，对全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