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博士生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博士论文执笔者

　　在日本，“先生”二字有其特别的含义。不明这点，新入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注册登记时往往会闹笑话。按照国内的惯例，他们以“先生”二字称呼教务处、图书馆、国际学生中心等部门为之办理入学手续的老师，常常让这些老师深感尴尬和不安。因为根据彼邦习惯，即便是此等部门中的干部也严格地属于“职员”的范畴，与“教员”不可同日而语。倘若高呼之为先生，即便有却之不恭的困扰，他们也决不情愿愧而受之。对于职员，只需以通常人们之间互相使用的一般敬语称为“某さん（音sang）”即可。因为一般而言，在日本只有三种人会被尊称为先生：一是传道授业的教师，二是救人济世的医者，三是国会议员、政党魁首等政治家。

　　教师塑造国人的灵魂，且日本以教育立国的方针显扬于世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可观的成果，配当以“先生”的敬称看来顺理成章。医者拯救民众的身体，良医仁心妙手悬壶济世活人性命，于患者有再造之恩；而人食五谷、生百病，帝王将相与草莽布衣概莫能外，所以全社会对医者特别地加以尊敬似乎也无可厚非。

　　只是，政府官员凭什么与前两位先生鼎足而三呢？

　　实际上，西方民主社会从一开始就没指望政治家是一心只念国家福祉、他人利益而无自利的高尚之人、纯粹之人、脱离了低级趣味之人。恰恰相反，他们向来被视为私欲横流的野心家，对他们的使用是在民众直接行使权力不可行的前提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控制使用”，需得令依附或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政治家相互掣肘而不得垄断权力对人民施暴。《联邦党人文集》讨论政府结构的第五十一篇就说得非常明白：“防止把某些权利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了”。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素有“金权政治”之谓。在强大的媒体“扒粪者”扒拉之下，政坛丑闻更是此起彼落不绝如缕。上世纪80年代末的利库路德案，就曾令自民党几乎找不出一个“干净”的一线领导人来接继因牵涉丑闻下野的竹下登出任首相。新世纪也未给日本政坛带来特别的运气，2002年更因为大部分时间用于追究丑闻，国会被称为“金权政治丑闻国会”。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国防用品贪污案，也牵涉前防卫次官守屋武昌这样的高官。

　　政府官员有如此不佳的纪录，却仍得以与教师、医生共同配享在道德的祭坛之上，道理何在？仅以三者对社会的重要性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

　　教师、医生与政府官员有一个共同的行业特点：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且服务质量严重依赖于难以被第三方所核实的服务者禀赋和行动。教师施教是否得法，医生施治是否合理，政治家对国事是否尽心，都不是学生、病人、选民或者某个独立第三方（比如法院）能够简单地量化评价并实施监督的。但是教师若师德沦丧，医生若唯利是图，政治家若不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一个社会的精神、肉体和秩序就可能崩溃。行业重要性加上信息不对称且监督困难这个特点，让这些行业变得对普通民众特别危险，稍有差池就备受其害还难以追究其责任。

　　所以，为了让这些危险的从业者克己奉公，必须有一种制度设计，让他们的收入不仅仅依附于难以为人所周知的技术水平，更重要是根植于他所处行业得到的普遍尊敬。实际上，在日本这样一个潘乃德（Benedict）即所谓“耻感文化”盛行的地方，来自第三方审判的罪感对于当事人的影响，很可能比不上同侪和世人之“不齿”对他的影响。因此，赋予最危险者以最真挚的崇敬，客观上是在增加他们败德的机会成本，他们被举得越高，一旦摔下必定永世不得翻身，绝对不会有异地工作甚至平调之类的“轻轻放下”之举。

　　当然，并不是说生活中日本人对“先生”们的尊敬直接出自对他们的警惕，而是这种尊敬实际上或者说客观上能够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于是在长期社会演化中收敛出了这般的结果。人们通常经验地这样使用敬称，未必能明白其中的原理，更不见得是遵循原理而实施。好比发明和使用水力磨坊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懂得势能和动能相互转换的道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