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证券股份公司联合研究小组

　　研究总指导：李扬、王国刚、李格平

　　研究小组成员：彭兴韵、张岚、杨涛、卞志村、徐亚平、焦国华、李洁、胡维维

　　本报告执笔人：卞志村、彭兴韵

　　针对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政府在采取宏观调控措施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结构性的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应当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优化。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当前在总量上的矛盾，实际上都是由国民经济的结构不合理所引起的，因此，如果没有结构的有效调整，只是单纯地采取总量调控的措施，其效果一定不会理想。2004年以来，尽管政府在抑制投资和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方面花了大量的力气，但物价上涨依然偏快、货币信贷与投资依然在高位运行的根源，也就在于，总量调控中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改善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应当摆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突出位置。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要努力提高国内最终消费水平，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净出口的依赖性。为此，需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尤其是要增加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引导城乡居民扩大即期消费。应当指出的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对提高国内消费总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改善城乡经济关系、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同时，应当推行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增加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支出，改善农民的消费型支出结构，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财政政策必须加快其公共财政职能的转型和建设，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支出；在货币政策方面，应当进一步改善消费者的融资环境，注重利率与信贷的调整对消费的导向作用。

　　第二，财政货币政策要努力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部门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是实现国内最终消费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持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下降、企业和政府所得大幅上升的结果，因此，应当适度改变我国现行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财政政策方面，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和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健全最低工资制度，逐步增加工资占企业利润中的比重，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在货币政策方面，应当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工资增长都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农产品价格和农业产量的增长，在农业产量增长一定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就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基本途径。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以农产品价格为主导的CPI的一定程度的上涨反而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货币政策在反通货膨胀中要避免CPI恐高症。

　　第三，财政货币政策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鼓励绿色产业的发展，改善社会生产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阻碍，影响了地方政府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因此，需要适当调整我国的税收政策，逐步提高现行资源税标准，适时开征新的能源税种，强化税收政策的产业导向以替代原先的地区导向，努力采取财政贴息、补贴等方法，支持中小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发展。同时，建立能够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货币政策。

　　第四，财政货币政策要改善城乡收入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财政政策应增加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农业生产和生活的补贴，通过相应的财政补贴制度增加对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此外，过去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加强农业保险，降低正规金融部门在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风险，为此，可考虑的措施包括财政部门要积极引导银行等金融部门介入投资，对投资期限较长投资收益不是很高的项目贴息和贴本支持，积极鼓励银行投资农村建设项目。

　　第五，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当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财政支出与转移支付，改善其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实行地区倾斜的税收政策；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即便是在宏观紧缩中，也要有保有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信贷支持力度，为缩小地区差距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和融资环境。

　　第六，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降低中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减轻国际收支对国内流动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在财政政策方面，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税率，进一步完善内外企业的税负负担，按照统一的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负，通过税收政策引导企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符合国内消费需求的产业和行业中去。在中国的利率政策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制约的情况下，应当对国外流入到中国的短期资本开征托宾税和资本利得税。在货币政策方面，应当进一步改革人民币的资本项目管理，鼓励私人资本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同时完善人民币的汇率机制，通过适度的升值减轻国际收支的压力。

　　最后，需要建立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组织机制。可考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组织，定期举行会议，主动寻求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下的充分合作。协调委员会至少每月召开一次会议，通过完善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协调机制，来提高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增强政策调控效果。

　　（节选自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机制报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