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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韵：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方面的研究。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瞄准总量还是瞄准结构
主持人：前些日子，由你们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与长江证券联合组成的研究小组发布了一组最新研究报告，对宏观调控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分析。我注意到，其中一个报告讲经济结构与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问题。这好像牵涉到三个难点，一是经济结构，二是财政政策，三是货币政策，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呢？作为报告撰稿人，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的看法？
彭兴韵：是的，你说得没错。这确实是宏观调控中三个有联动关系的难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表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十七大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金融研究所与长江证券组成了联合课题组，着手对经济结构调整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进行了专门研究。
这里，介绍一些我们的看法。
首先，为什么要讨论财政和货币政策与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呢？先讲一个情况，近年来，我们国家在总量调控中采取了多种多样措施，但效果总不很理想，为什么？根源就在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合理。
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还会影响总量平衡；不仅会加剧社会生产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还会加剧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的社会矛盾。现在，我们提出国民经济要保持又快又好地发展，其前提就是要有合理、健全的经济结构。
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先要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然后政府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这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最重要的两大杠杆，它们不仅是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的工具，而且也能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国家的产业政策也能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产业政策部分地是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的。因此，可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中具有不能相互替代的作用。
财政与货币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如何协调
主持人：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又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
彭兴韵：从我们的研究看，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应遵从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实现总量平衡与结构调整相结合，使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并在推进结构调整方面有更大的作为。由于我国经济在微观层面上仍有较强的行政色彩，特别是地方行政直接干预依然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必须主动承担结构调整的任务。由于财政政策可以利用政策倾斜直接影响市场结构和资源配置，对经济结构调整有直接的作用，因此可被用作长期结构调整优化的工具。
第二，实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结合，实现短期均衡目标和长期均衡目标相统一。经济结构调整包括总需求结构调整和总供给结构调整两个方面。新时期宏观经济的发展目标，要求政府的政策操作既要注意运用需求管理调控短期需求的形成和变化，调节总供求关系中的短期趋势，又要注意运用供给管理来调节长期供给的形成和变化，不断提高总供求均衡点。
第三，兼顾公平与效率，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职能与定位。在新时期下，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在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效率的前提下，通过调节收入差别，保证收入分配的适度公平，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货币政策对信贷结构与利率等的调节能大体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引导资金流向效益好的领域，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而财政政策则要偏重于公平分配，要逐步弱化财政政策经济加热器或冷却器的功能，而逐渐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社会公平和补偿机制的公共职能转变。
财政政策有责任建立起调节经济利益差别，防止差别悬殊的收入分配机制，运用税收、社会保障等手段，限制收入分配的过分集中和增长过快，适当缩小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保障社会稳定。
当然，货币政策偏重效率、财政政策偏重公平并不是绝对和孤立的，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达到最优的公平效率组合。
中国经济结构目前存在六大失衡
主持人：回到问题的起点。你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状况怎么看？
彭兴韵：是的，要分析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清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征，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
实际上，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多方位的，并不局限于人们常说的产业结构。择其要者，我们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归纳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特征。
第一，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偏弱、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偏高。大家知道，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对GDP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研究显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和投资分别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分别带动GDP增长1.05、0.51和0.44个百分点，而净出口的增长率对中国长期GDP的影响不显著。
由此可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最有效的。但是，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靠高积累、高投资和高出口来支撑。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矛盾，也损害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
第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政府所得的占比大幅上升。统计显示，自1997年之后，我国居民部门所得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逐步下降，2004年下降到了57.83%；相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占比分别上升到了2004年的21.79%和20.38%。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这种转变，导致了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在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和中国总国民储蓄率的大幅上升。国内储蓄的大量增长正是导致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和流动性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地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有了明显地上升，但是重化工业现象越来越突出。1980年时，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0.2%、48.2%和21.6%；而到2006年这一比重分别为11.7%、48.9%和39.4%。
虽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和有些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第三产业占比仍然偏低。第三产业不够发达，不仅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而且，大量劳动力聚集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使得中国形成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供给，这也反映了我国劳动力结构的演进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演进的非对称性发展，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仍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
另外，虽然第二产业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没有明显地上升，但重化工业现象越来越突出，这使得我国能源消耗较大，也就是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仍然过大。
第四，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到城乡二元结构，我们首先会想到城乡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存在差异。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变化过程，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52，1983年就下降到了1.82，但随着城镇企业制度、工资等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人均纯收入之比又逐年上升，2006年达到3.28。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恩格尔系数分析，2005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5.5%，相当于城镇居民在1997年至1998年的水平，这部分表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在7到8年左右；城镇居民2006年的恩格尔系数为35%。从城乡分布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看，在城市以国有经济为主，在农村以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为主。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阶段，虽然国家鼓励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共同竞争发展，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在制度、政策等方面仍享有不小的优势。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非国有企业效益的“非竞争性流失”，同时也使得在农村地区的企业投资意愿不高，影响农村企业人员的收入水平。
第五，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形成了东部沿海较发达、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早期、西部地区总体还较落后的梯度格局。2006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7589元，中部地区为11345元，西部地区为10051元，东北地区为18284元，东部是中部的2.43倍，是西部的2.75倍，是东北地区的1.51倍。而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2315元，中部地区为5508元，西部地区为4575元，东北部地区为9183元，东部是中部的2.24倍，是西部的2.69倍，是东北的1.34倍。可以看出，东部与其他各部的差距在这几年中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
区域之间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化率的高低。2005年，东部地区城市化率为55.8%，中部地区为36.5%，西部地区为34.6%，东北地区为52.2%，最高者比最低者要高出21.2个百分点。
从投资结构看，东部地区国家投资比重小，自筹资金能力相对较强，可利用的资金较多，中西部等区域的投资主要依靠国家预算内投资，自筹资金、可利用外资和其他资金不足，未形成良性的投资基金运行机制。
第六，中国经济结构对外贸的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外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加强，其中的显著特征是进出口额日益扩大。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29.6%，上升到2006年的66.85%，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这个比重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
在进出口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到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总额达到了1774亿美元，2007年1-11月份的贸易顺差额进一步上升到2381亿美元。我们从对贸易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分析时发现，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是中国长期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吸引外资的结果。在2007年1-11月，由外资企业带来的顺差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51.32%，可见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外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