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先生以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而闻名于世。他写了好几本有影响力的日本学、佛学和景教专著，早年的哲学系学生无人不知他，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年还有《历史学派经济学》、《经济史研究序说》和《中国经济学说纲领》等经济学专著和论文。蔡元培为他写《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序言时，赞扬他“从玄学入科学”，没想到他很快又“由科学入哲学”，而经济系学生却再也没听过他的名字了。

　　朱谦之先生，字情牵，福建人，是早年北大哲学系学生。朱在校期间就完成了《周秦诸子学统述》和《太极新图说》等著作，声名赫赫。一方面因为他读书用功，视野广阔，深得图书馆馆长李守常先生器重。李先生感叹说，朱谦之看完了整个图书馆的三分之一藏书，照这样的趋势，看完了可怎么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朱谦之思想激进，锋芒毕露。当时兼职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回忆说，“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朱谦之离开北大以后，曾从太虚和欧阳竟无出家，后又不满佛门生活而“叛出佛门”，四处游历，研究了《革命哲学》、《无元哲学》和《周易哲学》，又放弃哲学，转入历史和科学。在思想和生活上，他不断改变着方向，但在精神上则与北大毕业生、师从郑天挺研究音乐史的杨没累女士疯狂地相爱了。

　　他俩都信奉“柏拉图式恋爱”，辞去了工作，结伴居住在杭州西湖葛岭山下。朱谦之称两人的生活是“吟风弄月，傍花随柳，一方面和社会政治隔绝，一方面与爱人默默俱化”。可是由于生活所迫，朱谦之不得不一次次离开杭州去找工作。朱谦之第三次南下广州时，杨没累已因身体虚弱而罹患肺病，竟然一病不起，年仅31岁就去世了。

　　国内大革命失败造成的压抑环境，特别是杨没累的去世，使得朱谦之万念俱灰。在出版了朱杨两人的情书合集《荷心》之后，朱谦之在一些朋友的资助下于1929年东渡日本，开始追求学问。朱谦之学得极为刻苦。据他自己回忆，他只有一件外套，有时送到洗衣房去了，一天就无法出门，索性没日没夜地发奋用功。这段时间里，他的思想从虚无主义逐渐转向黑格尔和孔德的历史哲学，陆续写下《历史哲学大纲》、《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等著作。而他对经济学略施关心，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1931年，他回到国内，在上海执鞭国立暨南大学。当时浙江省长张难先与朱谦之相熟，因为省库空虚、经济困难，常来沪找朱谦之商量对策。有一位辛亥革命元老、曾经参加过咨议局的刘冕执在1927年提出实行“能力本位制”，并同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挂钩。所谓能力本位制，即以个人或机关的“能力”为货币的本位，领取相应的“国币代用券”以供使用，取消金钱的货币资格。1932年，刘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华钱币革命协进会，出版《钱币革命》月刊，宣传自己的主张，得到不少党政要员的支持。

　　另一派看法则以廖仲恺为代表，提倡“货物本位”。廖主张以十二种货物即金、银、铜、煤、米、麦、豆、糖、盐、丝、棉作为“钱币之本位”。这些货物并不用为交易媒介，只用为准备，而以关联价格的钱币流通于市场，准备上易随需要而为损益。廖的这种设想没有实现，后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时期为经济学家薛暮桥学得去，用在山东，也取得过不错效果。

　　朱谦之研究过无政府主义，亦在日本研究过货币理论，深知廖仲恺之说在当时环境下还有一点施行可能，而刘冕执之说绝无半点施行可能。沪杭地区的民间金融高度发达，一旦施行刘说，势必造成局势混乱。在朱谦之与马寅初的竭力劝阻下，这两种空想学说终于作罢。而这次活动倒也激发了朱谦之对经济学的兴趣，依靠他的历史学功底和经济学视野，开始撰写《历史学派经济学》。

　　这本书于1931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欣然做序，称朱眼光独到，在经典学派（即今日所谓古典和新古典学派）与马克思学派之争以外别出机杼，演绎中有归纳、归纳中有演绎，比那两派来得更为“进步”。以现在的判断来看，蔡先生的说法并不过分，朱谦之能统摄经济、法学、政治和宗教等多种学科背后的“历史主义”运动，既归纳出黑格尔和孔德哲学是它们的思想基础，又能条分缕析地叙述经济历史学派的脉络，堪称一部难得的巨著。

　　朱谦之这本《历史学派经济学》，切入十九世纪后期整个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思想环境，由此也可体会朱先生一整套历史哲学乃至人生哲学、宇宙哲学的精神。

　　朱谦之毕生只写了这样一本经济学专著。此后，他在中山大学主办《现代史学》时，还特意出了一期“经济史研究专号”，在上面发表《经济史研究序说》的长文，算是他与经济学仅有的一点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