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再怎么说，一代人的眼光总是短浅的。沉浸于某种一时之态的人，容易将暂时当作稳定与永恒，看不到永不停歇的变化和转型才是生命的本质特征。因而，一旦自己的优越状态发生转变，即将成为一种过渡时，要么不自觉地放大惊恐，要么掩耳盗铃，变本加厉地压制变化。
人类的经济生活同样是一种过程，绝非某一种状态的维持。不管是哪类人自以为是的哪种状态，都是转瞬即逝的。然而，人们往往难以跳出那种短视的浅薄。
在过去不到200年里，全球经济平均增长了10倍，但增长最快的美国是19倍，而非洲才4倍。巨大的差异，导致了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巨大反差。增长最快的国家居于全球支配地位，那些政客们有着“君临天下”的傲慢，那些最富裕国家的居民，则有着天生优越感。相应地，增长慢的国家，就处于被支配的贫穷之中。这种状态当然不可能持续。当在历史边缘打转了较久的发展中国家，终于以更快的经济增长为牵引，渐渐积聚起力量，再次融入全球经济、政治与社会之中时，那些发达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力量，却变得无视历史车轮的永动性，成为了静止状态的顽固维持者。
那些领先者先是通过操纵国际货币体系，将迫使发展经济体货币大幅度升值政治化，当成一种外交压力；后是各类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实施，将当年自己落后时高举的“贸易自由主义大旗”藏在了地窖里，四处遍插的却是“贸易保护主义”旗帜。
但是，这些手段毕竟太陈旧和老套了。如今被“创新”而最具“创意”的，便是充斥在各种国际场合的“气候与环境问题”。诚然，不管暂时领先者，还是后起追赶者，气候与环境都是各自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然而，为了对付势头越来越强劲的后来竞争者，这一问题却被发达经济体利用来作为一种新型外交手段，并在全球范围内被政治化到几近泛滥的地步。
如今占全球人口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正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得化石燃料被大量运用，工业与生活污染一时严重，也确实成为这些国家的一大问题。所以，发达国家政府将其民众关心并博得选票的气候与环境问题归咎于快速增长的发展经济体，既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又不会得罪国内工业生产集团。
由越来越习惯了休闲时间多、享受先于辛苦、报酬只能增不能减的“富人们”所构成的发达经济体，一旦经济增长受挫而转为不景气时，首先想到是后来竞争者抢走了他们的报酬、闲暇与优越感，而不去反思自己的相对不努力。所以，他们的国际竞争与外交策略，就不可避免地贯彻着对后起竞争者的“限制”意识。
其实，“富人俱乐部”的成员非常清楚，后起者正在走他们已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一历程避免不了一段时间的环境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有以人均实际收入持续增长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没有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就不会构成对领先者的竞争与挑战。显然，如果要限制后起竞争者的国际竞争力与增长，就可以拿“气候与环境问题”作为一种有力遏制手段。
因此，那些发达经济体的政府与政客们，学术上鼓吹经济增长限制理论，实践中以“气候与环境问题”为外交策略。既可对外牵制后起竞争者的增长，为国内产业集团赢得利益空间，又可获得选票支持。想想看，何乐而不为呢？
尽管最近，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先生阐述了一种同“零和”相反的“正和的世界经济” (a positive-sum world economy)，认为“它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每个人都能变得更加富裕，人均实际收入能够无限增长。”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经济学者，从理论上令人信服地论证经济增长到底是有限制的还是无限的；更没看到哪篇经济学论文严谨地分析了“气候与环境问题”是经济增长限制性的充分原因。所以，我只想强调的是，发达国家目前重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经济体实施的密集轰炸式的“气候与环境外交”，不可否认是企图限制后起者经济增长的工具。
但是，这种外交工具太蹩脚了。想想看，现在的发达国家中，有哪个不是在他们当初加速推进工业化的时代，形成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完全由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创立并维持的经济增长理论，明白无误地将其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总结为经济学教科书和理论学说中的“经济增长扭曲现象”。
别的不说，那位具有强烈民族国家倾向的大理论家马克斯·韦伯于上世纪初访问美国时，屡次提到芝加哥的脏乱，以及“‘美国佬随地吐痰’”；他的夫人更是对芝加哥留下了如此描述：“人力的挥霍每天都毫不在意地把成千上万的生命置于危险中；不停的建造与拆除，留下了撕破的大街和震耳欲聋的噪声，悬浮在这一切之上的则是浓密的烟尘，它染黑了每一块石头和每一片草叶，使人难以见到蓝天、阳光和星辰” 。
然而，一旦取得了领先与支配地位，迈入后工业化时代后，他们就企望别人永远不要再工业化，最好以永远不能赶上和超过他们的速度增长。遗憾的是，在这个宇宙里，从来就不存在这种道理。
何况，目前排放二氧化碳最多，对“气候与环境”威胁最大，并且根本不将这一问题当回事的（随意撕毁“京都议定书”就是典型的体现），恰是美国。更不用说，相当一部分发展经济体的工业生产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生产链条转移与供应链全球配置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发展经济体就不应该重视“气候与环境问题”。实际上，如何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老工业化国家之路的新型工业道路，尤其是避免以严重“气候与环境问题”为代价的清洁工业化模式，应该是各个后起发展经济体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我只是想借此揭示，发达国家一而再地对中国实施的“气候与环境外交”的工具性实质，并阐明“增长的限制性”与“限制增长”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