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洋

　　学术编辑，专栏作者，现居北京

　　今天在京沪这样的超大城市，几乎没有哪个上班族不为每天打卡上班而头疼的，能够准时的地铁往往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乘坐公交、打的、开私家车的，不知道哪个地方会拥堵，也不知道会在路上耗费多少宝贵光阴。每天上班来回的路上要耗费三四个小时早已是常事，体力透支，车资也所费不贷，上班的成本很高，功效却很低。不少人抱怨这样的现状却又无可奈何。如果在工业时代，我们或许真的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毕竟发达的工业国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传统世界的生意由原子之间的交换组成，要用缓慢、辛苦而昂贵的方式，耗费很长时间，才能把大量笨重而缺乏生气的原子运送到另一个地方。但是，自从互联网、宽带出现以后，我们生活的世界不再完全是由笨重的原子组成的物理世界，而已进入了数字化世界，或曰进入了比特（bit也译做字节）时代，产品不再由原子构成，而由比特组成。比特组成的产品几乎没有传送和储存成本，可以通过网络来制作，也通过网络以光速即时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传输。像欧美那样的发达国家，由于各个大小公司面临着节省成本的压力，那些数据录入、纳税申报、订餐服务和呼叫业务、X片诊断之类的工作，在互联网和宽带出现以后，纷纷外包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印度。以英语优势迅速挤占了计算机技术制高点的印度，把美国人的外包服务或说办公室搬到了班加罗尔，使班加罗尔变成了世界办公室。对于这些，我们已经在托马斯·弗里德曼去年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都看到了。

　　对于制造业工人来说，工作日到工厂上班是必需的，那些销售和搬运原子产品的工人要到现场上班，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些处理比特的工作比如网站公司、媒体公司也要每天到办公室上班，就不能不令人奇怪了。本来他们的工作可以在家用一台电脑搞定，现在则是把电脑带到办公室呆上8小时，由于这类工作都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集体办公远不如个体独立工作时功效高，结果是，虽然在路上和办公室耗费了时间，真正要完成的事还得在家里做，大家因此被弄得筋疲力尽。

　　既然现有的技术条件已经足以让知识工作者节省时间和费用干出同样业绩的，那为何捣弄比特的工作还非要坐班呢？不是说，围绕比特的工作就不必去现场上班吗？在我看来，如果非要在现场上班，唯一的理由应该是开会，即所谓头脑激荡，大家在一起启迪思维，在一起开会不是宣布一个事情或传达一个决议，那些事情通过电话、短信、邮件都可以完成，如果要开会则一定是针对某个问题聚会而议，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那种为了宣布一个任命、传达一项任务而开会的做法，是过去原子时代的遗存，不符合比特时代的生活逻辑。

　　除了这个理由，那就是公司的理由了。公司花大价钱买了或租了昂贵的办公楼，添置了大量办公设备，没有人来坐班不是很浪费吗？以原子时代的管理意识来看，如果眼前没有几个员工晃来晃去，管理者哪能感受到自己是个领导者呢？最关键的可能是，公司花钱雇佣你，要是不在眼皮底下干活，谁知道你在8小时内是努力尽责还是干私活或者磨洋工呢？不容否认，现实中确实有一些人没有职业道德，一旦没有人盯着他，就会不负责任，就会偷工减料，在质量上打折扣，甚至用公司的资源干私活。显然，观念因素、信任危机和职业道德堕落是造成今日现状的三个主要原因。

　　今天的办公室困境导致了一个三输的游戏：员工耗费了大量时间和车资，但没有相称的薪水和愉快的心境；老板徒增租金和办公费用，但是如果员工偷懒，他也照样没有办法，因为基于比特的知识工作者，他的工作成效要靠内在激励，只有他喜欢做这件事情，他才会干得出色，如果他不喜欢，你就是随时随地盯防，他可以装模作样干得热火朝天，但是实际上他可能只是在应付而已。再一个就是所在地政府为了改善公共交通要耗费巨资，但是交通依然拥挤，被市民抱怨。

　　观念可以渐渐改变，但中国今日的职业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是积累了很长时间的社会问题，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问题是，在比特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要变成知识工作者，在一个全球变得越来越平坦的时代，谁能更善于利用现有技术，谁就能获得更高的生产率，不仅能节省大量人力，还能在资源紧张的年代节约大量的资源如石油、电力、土地，还能大量减少污染。善用比特的国家，国民的福利水平会越来越高，国家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强。而像中国这样，在比特时代，却让知识工作者生活在原子时代，这对国家竞争力的提高不是好消息。

　　有什么妙策呢？笔者认为，在现有各种局限条件下，唯一的方法是针对知识工作者的特征，采用内在激励的管理。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会成为管理的重心，正如100年前，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是当时管理的重心一样。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目标是尽量让每个人的长处和知识得到充分发挥。

　　但愿我们的管理者能把德鲁克的言论当成金玉良言，给以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