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集结号》，很感动。1948年初，华东腹地，某连47名官兵奉命阻击敌军主力，掩护大部队转移。按约定，听到集结号后方能撤退，可始终未听到集结号，全连46名官兵阵亡。唯一幸存者连长谷子地后来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辗转回到原战场，历尽艰辛，寻找46名牺牲者的遗体，最终为46名牺牲者争取到了烈士的荣誉。

　　故事很简单，让人感动的是谷子地的执着——孤独地在矿山上挖掘，试图找到战友的遗体，千方百计地寻找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证据，就是为了证明46名战友是“牺牲”不是“失踪”。有点像唐·吉诃德孤独地与风车作战，他在人们怀疑、猜测的目光中坚持，幸好老天有眼，人间有情，在好人们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回头看看，谷子地很简单，他就是要还战友们一个真实，在世俗的漠视中他恪守、坚持、寻找，最终在战友墓前吹响集结号的时候，那是一种怎样的快慰呢？

　　还想起了《大腕》，也是冯小刚导演的，外国大导演突然去世，去世前拜托尤优（葛优）为其主办葬礼，由于缺乏资金，尤优找到了朋友王小帅（英达）一边筹资一边筹办葬礼，结果葬礼成了广告发布会，遗体上满是广告，悲剧成了闹剧，最终大导演死而复生，闹剧无疾而终，王小帅精神分裂住进精神病院。

　　《大腕》很好看，也很荒诞，而荒诞中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真实，遗体上缀满广告固然不可思议，但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身体的的确确缀满了广告，道路上、墙上、过街天桥的每一级台阶上，从提供信贷资金、租房、私人侦探到招收男女公关，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让我们无法回避，真正感受到商品经济的空气对现代生活的充斥与弥漫。

　　《大腕》很荒诞，却是真实里的荒诞，《大腕》又很真实，荒诞里的真实。最脍炙人口的就是李成儒的那一大段“贯口”，李成儒把这段独白念得如“报菜名”一般琅琅上口，干脆利索：

　　“股权上市前在后边直接加个零卖给下家，给你股权都免谈”，让我们想起纳斯达克创造的奇迹，想起了前不久的阿里巴巴的财富效应；

　　“这样的房子每平米怎么也得两千美金吧，两千？那是成本！四千美金起！你还别嫌贵，你得弄清买主的心理，能花两千美金的主儿根本就不在乎再多花两千，所以，成功人士的标准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荒诞么？现在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民币一平米的房子不是出来了？十一万人民币拍出来的天价荔枝不是也有过么？

　　王小帅疯了，尤优却没有，或许前者看到的是商机，是幻想中的钞票；后者则是为了完成死者的遗愿。当死者还阳的时候，对于王小帅来说，就意味着违约，意味着财富梦想的破灭，精神病院里那么荒诞的事儿都能变成现实，可偏偏这个葬礼打了水漂儿，多好的创意呀，完了！

　　《集结号》和《大腕》，都为我们展示了财富生活的两种路径，两种各自都比较极端的路径：《集结号》强调的是恪守，有些像但斌先生说的，耐心地等待“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持有万科的刘先生，二十年的恪守变成了十几亿的身家。当然，恪守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要忍受孤独，不被人理解，像谷子地，在众人眼里，他的行为不可理喻，就这样在孤独中坚持，不管世俗怎么变，他的恪守不变！

　　要承受可能的失败，谁能保证自己的恪守真能有一个结果呢？遑论一个好的结果了。如果谷子地的努力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么将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呢？

　　当然，还是要坚持，因为不坚持就什么也得不到，坚持了，或许会与众不同。

　　《大腕》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像李成儒的那一大段贯口，无论怎样荒诞，但这些荒诞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了，现实生活是有些荒诞的，但这种荒诞有其独到的作用，就像风险投资本身是荒诞的，目的不过是“后面加个零直接卖给下家”，但募集资金后的创新却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人类探索。

　　葬礼的广告效应虽然泡了汤，但想想当初超女的广告效应，伊利的那一出“借东风”还是唱得蛮漂亮的。

　　这个市场上什么荒诞的事儿不会发生？打开K线图常常会惊叹，这个倒霉股曾经那么贵呀？那个好企业曾经这样便宜呀？当初我干什么去了？非理性的市场每天都有荒诞的一幕在上演，只不过有人因此而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人则因为梦想的破灭进了精神病院。

　　如果说《集结号》演绎的是真实，《大腕》则展示的是荒诞；《集结号》张扬的是恪守，《大腕》宣泄的是变化；《集结号》是现实中的理想主义，《大腕》则是荒诞中的现实主义。值得佩服的是，《集结号》和《大腕》都出自冯小刚一人之手，真是太有才了！

　　我们也生活在《集结号》和《大腕》所展示的现实与荒诞之间，或许我们应该对恪守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对荒诞有一些更平和的接纳。还有一句话就是，永远不能失去心灵的平衡，给自己一份平和，一份从容，一份豁达，细胞分裂或许是好事，但精神分裂绝对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