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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等研究方面都享有盛誉，其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的基本倾向是信奉市场原则的价值观。
对中国制度分析理论发展的推动及致力于实证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让他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使他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宿将。
⊙邓聿文
2004年，张曙光的《思想自由与经济自由》一书出版。作者在序言中说：“锐利而不尖刻、宽容而不媚俗、沉潜而不避世、自由而不浮躁，热切地关注现实，虔诚地面对学术，以人的尊严和社会的理性为依归，以学术的独立和繁荣为最终理想，让经济学贴近和关注大众，让大众亲近和理解经济学。”以这段话来概括张曙光的学术追求和人生态度，是最恰当不过了。
年近古稀的张曙光生于1939年，陕西长安人。尽管已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的岗位上退下来多年，但他依然活跃于中国经济学界，是多个重要学术组织的成员。在张曙光的众多学术头衔中，有一个不能不提，这就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这是晚年张曙光的身心之所。
这个由他和经济学家茅于轼和盛洪等创办的民间经济研究机构，经过十几年的惨淡经营，如今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在推动学术走向社会，推动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和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由他主持的“宏观中国”论坛和撰写的宏观分析报告，从1997年开始，每个季度一次（篇）都受到了国内外媒体、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推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作用
张曙光在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面享有盛誉。概括起来说，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的基本倾向是经济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经济学说，主张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是最早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的《国富论》告诉人们，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 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不过，张曙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更多受到了自由主义大师哈雅克的精神影响。哈雅克主张，要确立和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崇尚事物的自然生发和自然演化，疏于人为的制度设计和秩序建构。张曙光服膺经济自由主义的背后，是在传统知识分子的强国梦想之外，多了一份保护个人财产和自由的责任担当。
他在文章和演讲中多次谈到这一点。目前经济生活中一大突出问题是政府的行政干预权力过大，再加上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自我授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较大。为此，他多次呼吁要实施限政，并建立违宪审查程序。同样，他也是很早呼吁两税合一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两税不一，扭曲了政府行为，也扭曲了企业行为，不但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市场地位，也造成和加剧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使中国经济处于高风险的运行状态，还使得促进增长的作用逐渐弱化，造成的浪费越来越大，也使得能源环境负担日益增加，福利损失越来越大。
近年来，“利益集团”这个词在中国很不好听，一提到利益集团，大家似乎不自觉地把它与强势群体和社会不公联系起来。不过，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张曙光却公开为利益集团辩护。他在《利益的公开主张和自由表达》一文中说，我觉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如果大家都是一个利益，就没有社会了。虽然他也承认，利益集团的固化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他也认为，既然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就应当给各个利益集团一个表达和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渠道。
所以，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不同的利益集团如何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意志和要求。他指出，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利益，大家都能主张，都能表达，就能形成一个互动的过程，也会形成相互的制衡，然后人们就可以对此进行评判和议论，看合理不合理，正当不正当，应该如何权衡、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果不让公开主张和表达各自的利益和诉求，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如何能够使得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可以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机构，使各个利益群体有一个主张、表达和维护自己利益的机制，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知识结构转型平添丰硕学术成果
张曙光于196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此后就一直没离开过，直到退休。这并非是他没机会去一些物质条件更好的部门工作，而是社科院宽容的学术氛围和自由发表自己观点的学术环境让他不愿离开。他后来和别人一起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学者一样，张曙光在学生时期接受的是苏联范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训练。但在改革开放后，传统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局限和缺陷，使之渐渐失去了对经验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者要想准确地解释中国的改革发展，就必须进行现代化转型，对传统理论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批判，根据新的现实进行新的概括和探索，提出和发展新的理论。
张曙光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过去所学的那一套方法论知识结构比较陈旧，如果不注意知识更新，学术生命就会枯竭，学术活动也无多大意义，更难称得上学术创造。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努力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自觉更新知识结构。用张曙光自己的话说，他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反思，一方面是为了清理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是为了对过去学术实践和学术思想的一个总结和交代。
知识结构的更新，使张曙光成功地跨越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种转型的结果，一方面体现在其著作中，如张曙光在上世纪末出版的专著《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以及由他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其中，在《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一书中，他比较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的进退与得失，并探寻了失误的原因和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这部著作可以视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反思与总结。而《案例研究》则是已出版了4集研究的系列学术产品，目前第5集《浙江卷》已经定稿，且第6集《广东卷》也已正式立项启动。这项研究主要以中国的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描述和分析一个个真实案例，力图真实再现并从理论上解释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社会变迁过程，由此推进了中国制度分析理论发展。
转型结果的另一面则体现在张曙光亲身参与中国改革以及将现代经济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上。张曙光并不是一个关起门搞研究的学者，强烈的忧患和责任意识驱使他积极投身于改革的研究和规划之中。他曾参与“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等国家改革思路和发展战略的研究策划工作，并为深圳和海南的开放和开发出谋献策。他还亲自主持了市场化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核算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科基金的多项重点课题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让他四次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两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这么丰硕的学术成果，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也是相当少见的。
亲身参与中国改革及研究经济问题，使张曙光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体认中国改革的发生过程及其原因。他在写于5年前的《外汇管理改革是如何推进的？》一文中指出，25年来的改革历史证明，任何一项改革，都是我们面对危机的挑战和压力做出的应战和回应，带有明显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性质。他说，1979年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是因为在世界经济竞赛中我们已经明显落后，特别是“文革”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如不实行改革开放，就有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此外，张曙光还对为什么中国改革要从农村开始以及要放开和发展民营经济等问题都进行了精辟分析。他研究的结论是，借外部压力，兴内部改革，也许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1999年10月6日是张曙光的60岁生日，来自北京和外地的100多名中青年学者和经济学家因感召于他的文章与人格魅力，自发地组织给他祝寿。面对自己的后辈，这位经济学界的一代宿将谦逊地说：“未来是年轻人的天下，自己只是一个过渡式的人物，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创新还要靠青年一代学者。”
从张曙光学术思想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立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表达、自由选择，是一个学者成长和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