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明
在经历了去年底和今年初的短暂回调之后，北京时间2月20日，纽约3月期原油期货收盘报100.10美元，国际油价最终突破了100美元大关的预言。这也是1月3日油价盘中创出100.09美元之后，第二次冲上100美元高点。
近期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背后体现的无疑是国家意志的强势，甚至可以说已经凌驾于世界经济大市场体系之上。你看，历来善于运用“国际原油需求下降”手段的欧佩克近期暗示将于3月初减产；将石油经济寓于政治斗争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警告说，如果埃克森·美孚和委内瑞拉的相关诉讼继续下去，委将停止向美供油；而此前一度因靠欧盟而态度强硬的乌克兰总统卢申科也因天然气供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妥协。
国家资源垄断是否能够长久持续下去？未来将会对全球带来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仍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期的中国而言，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
无论沙特、委内瑞拉，还是俄罗斯，均属资源型经济国家，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已是他们的立国之本，财富的主要源泉；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则因此占据了国际政坛话语权的主要筹码。基于此，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时期，国家机器取代跨国集团占据对国家资源的主导权已成为不可逆的过程。资源国有化的先行者俄罗斯运用国家机器摧毁了一度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国内石油、天然气垄断机构，并取而代之将垄断利润收归国有。在国内既缓解了贫富差距悬殊带来的社会矛盾，也冲减了俄罗斯体制转轨遗留的大量历史债务；而在国际舞台上，能源经济、能源外交更是莫斯科重谋大国地位的重要砝码，乌克兰在天然气问题上的妥协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点。即使是亲美的日本、韩国，也不得不为了引进俄罗斯石油而向其示好。
伊朗、委内瑞拉等与美国关系不睦的资源型经济国家也在能源问题上向美欧发起挑战，打破以美孚石油、BP等跨国能源巨头为代表的国际能源市场垄断体系。旧体系的显著特征是以国际能源市场化为表征，实际上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少数跨国垄断机构掌握国际能源开采价格。新兴资源型国家政府则希望通过政府立法、能源开采税收制度改革来驱逐发达国家的垄断企业，将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收归国有，以国家垄断取代跨国企业垄断，进而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利益最大化。
表面上来看，资源国有化在短期内实现了一国经济政治收益的最大化，但是长远来看却未必是该国与世界经济稳步发展的福祉。
首先，公共决策长期低效率与寻租问题制约了国家机器获取垄断利润并将其合理运用于社会福利的能力。这在以往类似的历史中都已得到证明，如果政府过深干预经济，甚至放弃以市场作为主要配置资源的手段，那么政府垄断的低效率将会使更多利润消耗在垄断机构内，同时由于存在寻租，政府转移支付该利润的能力可能会逐渐减弱。
事实上，沙特、伊朗等产油国长期以来高度依赖石油经济、其他部门经济未能平衡发展早已是制约这些国家未来稳固发展的主要障碍。此轮美元贬值即造成欧佩克内部国家的严重通胀即表明，单纯依赖石油出口的经济是多么容易受到外界冲击，多么缺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而正是由于内部通胀加剧，欧佩克才进一步谋求提高出口价格来转移内部压力。
在全球经济趋热的环境下，上游产业的产油国在下游产业链条的博弈中希望获取更大利润份额，因此不断提高上游产品价格。当然，“羊群效应”会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参与，直到最终泡沫破灭的那一天。一旦全球经济真正全面衰退，对石油的需求必将减少，产油国同样会面临长期利益与国家形象的损失。
实际上，这与普通的泡沫制造过程并无二致。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危机并不像外界所传言的那样是取代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的机遇，更多的将是一场挑战。
上游能源、矿产与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提价对仍处于走向重化工业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据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2008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高达7.1%，而同期PPI涨幅亦高达6.1%。而自去年年中起，PPI持续推动CPI的趋势就已很明显，它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上游国际产品输入通胀的阶段，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已初步威胁到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平稳良性发展。上游资源型国家大幅提高资源价格对于以中间制造业为主的中国经济是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当下游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提升空间日趋紧缩的今天，中国经济消化了上下游两头的巨大压力。一旦成本价格超出所能承受的极限，那么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均将面临严峻局面。
应当清醒地看到，国家机器垄断资源经济并不会过多考虑对自身乃至全球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这势必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持续繁荣构成冲击，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成长型新兴经济体。因而，我们务必要抢在其构成实质性威胁之前制订出有效的针对措施，防微杜渐，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独立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