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生于西安，1982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1986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现执教于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曾为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艺术教育学》的主要撰写者，是中国美术界近年来颇为活跃，颇有影响力的美术批评家。现为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教授。

　　⊙本报记者 杨琳

　　面对如此火爆的当代艺术市场，资本自然是热门话题。但是对于资本如何介入艺术，著名美术评论家、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王林却有一番说辞。当然，作为前提，他认为“资本”本身没有好与不好：说它好，马克思将它比喻成“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说它不好，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中国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热闹，中国当代艺术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引起政府和社会如此的关注。

　　资本介入的三个层次

　　王林提到，介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首先是“国外资本”。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外资本介入”就意味着它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对中国艺术家的选择和推崇，是按照它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受众需要来进行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存在一个问题——中国当代艺术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不是中国人说了算，是老外和他们的代理人说了算。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出现在国际市场上的中国当代艺术能否就是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是值得怀疑的。

　　目前，中国本土资本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对于此时资本与当代艺术市场现状，王林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剖析。首先他提到的是消费性购买这个层次，代表的是一种终极购买。买家出资购买作品完全是出于喜欢，想把作品挂在家里作为装饰或欣赏，既是一种收藏，也是一种财产。然而，这样真正懂中国当代艺术，了解其价值，并像收藏古董一样去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人很少。王林认为，泡沫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终极收藏不够。而俄罗斯就与中国不同，他们的当代艺术家价格并不高，但大多都是终极收藏者在购买。

　　另外一种介入市场的资本则来源于公益性收藏，如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在中国这种背景下，公益性收藏后面每个人都是鞠躬尽力，然而成效却并不见大。目前艺术家的作品都没有以很低价的方式进入博物馆，是因为没有相关的制度建立。例如，博物馆如果以很低的价格收藏了艺术家的作品，就不能轻易拿去出售或不能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出售，而是应该每隔一定时日拿出来展示。因此，建立起完善的博物馆收藏条例和规则非常重要，让一些有价值的作品进入博物馆。除了制度，还需要有比较好的批评家起作用。“批评”是需要提供给公众的，这样才能让有价值的、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留在中国本土。

　　最后则是投资性收藏，王林指出在这个层次，进入的资本最大。资本的特性就是流动，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中国目前的投资性收藏是盲目的，关键在于这些有钱人没有一套合理地进入文化的方式方法。在西方，那些大收藏家都是依靠团队合作的方式，他们采用的是一种社会运转方式，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所以，投资者最应该关注的是有没有形成一套长期投资运作的方式。

　　批评与投资是否可以交集

　　作为投资，就要遵循资本运作的规律，这些投资者拿钱出来必定会思考一套如何赚钱的方式。对于当代艺术投资，批评的力量不可忽视。王林指出，批评的功能就是要把有价值的作品选出来，让它进入历史，或者是选出能进入历史的作品，这就要具有超前性，而这种超前性正好也是投资者所需要和期待的。因此，投资者和批评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超前性，他们都对艺术家作品的历史地位有一种期待。投资者就是希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能不断提高，但是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在短期内的提高可能是操作的结果。商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但这种供求关系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虚假的。比如某艺术家的作品有10个人买的时候是1万元/件，但当有100个人买的时候就可能涨到10万元/件了。到底有没有100个人买呢？往往是很虚假的事情。

　　艺术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价格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艺术品也是一种特殊商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其价格是围绕它的价值判断而上下波动。例如，印象派作品的价格，尽管也有低有高，但可以发现它的价值是稳定的，因为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已经被确立。如果说一般商品的价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艺术品的价格则是由它的历史地位来决定，是由批评所造就的历史地位来决定的。

　　但是，王林觉得目前资本和批评还是两条直线，还没有交集。资本拥有者有自己的资本运作方式，但专家、批评家或价值判断者也有自己的专业。如果说投资者聘请了专家来指导，那么专家会按照自己的专业来操作，而不是按照投资者的专业去做。而合作是需要交点的，但不是去改变资本运作的方式，也不是扭曲批评的立场，而是需要一种共识。王林表示，艺术市场在中国才刚刚开始，投资者与批评家、专家团队之间的合作需要一个互相了解、互相磨合、互相交流、互相参与的过程。但两者之间的合作是必然的，关键是投资者的眼光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