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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德军
失衡的负面影响在加深
盘点2007年宏观经济数据我们发现，除了CPI上涨速度明显加快这一突出问题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继续扩大，也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特点。从贸易顺差看，2006年贸易顺差为1775亿，占GDP的比重为0.84%，而2007年贸易顺差则在2006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622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上升为1.06%；2006年外汇储备为1.06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而2007年外汇储备则高达1.53万亿，同比增长43.5%。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数据步步走高说明，外部失衡这一经济运行中主要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还在加剧。在当前美国“次贷”危机恶化，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大背景下，外部失衡的负面影响也在加深。
1、加剧了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不均衡，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角度考察，贸易顺差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结果，反映的是实物形态的资源流出，是国内经济不平衡的对外表现形式。而国内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消费需求不振而导致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大幅增加，消费和净出口对GDP贡献率的反差越来越大，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需求的问题越来越突出。2002年是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起始年份，该年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8.2%，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2.6%。2006年，前者下降到38.9%，后者则迅猛上升为20.4%。2007年，这两项指标继续呈同向变化，分别下降到36.4%和上升到21.4%。中国经济动力结构的这种分布，无论同发达国家还是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合理性。从消费贡献率看，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左右。美国由于国民存在过度消费倾向更是达到80%以上。即便是巴西、印度和埃及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在70%以上。尽管2007年我国的消费增长首次超过GDP增长，但消费贡献率仍远远低于国际一般水平。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超级人口大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应该是消费为主体的内需而不是外需。把内需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和真正引擎，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也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需要。只有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质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才有保证，经济也才有可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必须看到，我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是在压低劳动力成本基础上通过较为低廉的出口商品价格换取的，并且付出了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的科学发展，应该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均衡、协调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继续依靠较低层次的出口产品结构和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来保持巨额贸易顺差拉动经济，不仅有碍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会严重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后劲。或许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外部失衡的实质，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和受制于外部因素，而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必然受到拖累。
进入2008年后，美国“次贷”危机加深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美国经济更是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次贷”影响加剧，房地产市场下滑，消费严重萎缩，使美国经济极有可能进入衰退。我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有很高的依存度，美国是我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经济如陷入衰退，必将给我国的出口带来很大影响，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2、增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使人民币面临持续的升值压力。外部失衡加剧，大大强化了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开始到2007年年底，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达11．4 %。而随着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迅速放大，人民币升值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这会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
而“热钱”大规模流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激化经济外部失衡的矛盾。“热钱”蜂拥而入将导致资本项目顺差激增，外汇储备规模迅速扩张，进一步加剧外部失衡。这一连锁反应过程所显示的逻辑关系是，外部失衡作为原因，通过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途径，又导致了外部失衡加剧的结果。很显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其二，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海外投机资本为了从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牟利，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变现快、回报率高的股市和房市，为“高烧”不退的股价和房价推波助澜，从而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其三，对内资形成了“挤出效应”。在“热钱”大量进入的一些领域和行业内，外资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内资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而“热钱”多以谋取短期利益为目的，对提高国内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并不会产生实际效果。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这种“挤出效应”的存在，既不利于民族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发展壮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高效率地调动和配置国内金融资源，缓解流动性过剩。
3、提高了央行“对冲”操作成本。在现行结售汇制度下，外汇统一由央行购买，巨额贸易顺差结汇后导致央行的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规模相应扩大。为缓解基础货币大量投放所形成的货币供给压力，央行要采取经常性的“对冲”操作措施，从商业银行回笼资金。由于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逐步扩大，用于“对冲”操作发行的票据总量也在显著增加。2005年央行用于“对冲”操作发行的票据总量为27880亿元人民币，2007年则迅猛上升到39850亿元。如按一年期央行票据占发行总量的40%、利率4%左右的水平计算，央行每年为“对冲”操作要支付一笔不菲的成本，并且这种成本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逐年上升。还应该看到，这种旨在弱化基础货币投放负面影响的“对冲”操作还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其限制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和灵活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4、外汇储备资产可能蒙受更大损失。美国布什政府从2002年3月开始实行弱势美元政策，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的比价一路走低。尽管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美元仍是最基本的外汇储备货币，美元储备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美元的持续贬值，不仅导致我国的美元外汇储备无形中大量缩水，而且使投资于美国国债的外汇资产的收益明显下降。2004年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以30%的年均增长率大幅度增加，但外汇储备安全性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外汇储备因此蒙受更大损失的可能性也在加大。
5、影响金融和经济稳定。在外部失衡引致人民币升值加快的情况下，海外“热钱”大量涌入股市和楼市，使股价与房价节节走高，而一旦人民币升值速度减缓或停止升值后，“热钱”又会大量撤出，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使金融发生剧烈动荡，并可能给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危及经济稳定。
构建缓解外部失衡的宏观政策组合
尽管近期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变化，可能使我国的外部失衡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人民币升值这两大制约因素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改变的现实情况下，外部失衡仍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缓解外部失衡仍然相当紧迫。而缓解外部失衡，不能仅仅寄望和依赖于货币政策，绝对需要的，是应构建有效的宏观政策组合，使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形成合力，特别要注意从导致外部失衡的源头上，采取有力的“治本”措施。
1、实施有利于减少“双顺差”，平衡国际收支的税收政策。应取消出口退税和其他有悖公平原则的刺激出口的税收政策措施，同时，大幅度提高某些出口商品，如资源类商品和生产能耗高、严重影响环境的商品的关税，对进口经济发展需要的关键技术设备、资源战略型储备、国家产业政策扶持行业所属企业急需的商品等，则应在关税上给予优惠。
2、对现有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出口导向”和“外资导向”的政策，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和引进外资。在外汇储备短缺且急需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实现我国经济高增长过程中，其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外部失衡加剧的今天，再实行这样的政策，则明显不合时宜了。因为正是这样的政策，构成了外部失衡最重要的制度根源。从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企业结构看，加工贸易产品和外资企业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我国多年来实行关税优惠的加工贸易政策，鼓励发展加工贸易，使得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其国内原有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至我国，并将产成品返回国内销售，这种国际低端产业转移扩大了我国的贸易顺差。而大量引进外资，则促进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增长。2007年，外资企业带来的贸易顺差，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之比已超过50%。因此，必须对现有的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实施重大调整。
一是应改变实行多年的加工贸易政策，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端产业向我国转移，同时加强进口管理，对进口我国济发展急需商品的企业，给予必要的政策激励；
二是对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鼓励引进外资的文件和政策规定进行全面清理，停止执行所有的给予外资的税收、土地供应等方面具有“超国民待遇”的政策优惠措施；
三是中央政府应尽快制定相应法规，严格规范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只引入高科技和国内迫切需要、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外资项目，对其他引进项目一律不予审批；
四是政府相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狙击“热钱”，避免资产价格泡沫；
五是应关闭对外举债的闸门，停止一切对外举债行为；
六是鼓励和扩大资本输出，支持国内企业到境外从事战略储备投资和股权投资，以促进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减少资本项目顺差。
3、完善收入政策，理顺出口企业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基础上的出口商品价格优势，是推动贸易顺差增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而这种低廉的出口商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出口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依然存在。应进一步提高出口企业职工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使劳动者收入增长与出口企业的经营收入增长保持同步，同时也使出口商品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劳动力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