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历史经验显示，凡是以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为特征的经济体，基本是那一历史时期相对最发达的成熟经济体。而伴随那些活跃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正是高储蓄、高投资以及持续增长的对外贸易。所以，只要经济发展尚未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就不该视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为不合理、不正常，更不能将此作为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当然调控重点。

　　就人类经济生活的整体而言，消费既是起点又是归宿。经济增长最终目的，无一不是为了消费结构与水平的不断改进和提高。但是，消费并不是不同发展水平的所有经济体增长的主导型推动力量。经验显示，不管是哪个历史阶段，凡是以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为特征的经济体，基本是那一历史时期相对最发达的成熟经济体，同时也意味着其持续较高速经济增长期的结束。

　　在今天这个相互竞争的世界上，基本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不同经济体，其经济增长力量来自于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当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时，投资与净出口显然就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当本国投资无法支撑起满足其消费需求的生产时，净出口就变成了净进口，在国际收支上体现为持续的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继续扩大，净进口也就不断增加，本国投资能力以及作为其支撑的本土储蓄就会持续下降。除非有着持续不断的外国资本流入，否则，其经济增长只能随着消费的增长、本土投资的下降以及净进口的增长而下降。问题是，作为竞争者，其他经济体的增长能力和水平可能在大幅度提高。长此以往，消费主导型经济体的经济地位被后来者取代，也就成为必然之事。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不也正是在这种一波又一波的下降和超越的交替中取得的吗？

　　其实，从最朴素的经济学道理看，一个成熟经济体的另一含义，则是经济增长已达到特定历史阶段的极限，意味着陷入了相对徘徊停滞之中。被后来者赶上甚至超越，只能是这种成熟经济体的宿命。

　　按传统经济学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只能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收入则是投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函数。但在本土物质资本投资萎缩的过程中，收入必然也呈下降趋势。如此，在发达成熟经济体的投资与净出口下降的过程中，仅仅靠收入这一因素，怎么能支撑起一个不断有所增长的高水平消费呢？显然，这已不是传统经济理论所能解释的了。

　　显然，此时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无疑不再主要由收入决定了。支撑高消费的力量需在更广泛的因素中去寻找。在经过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后，作为结果，获得1971年诺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库兹涅茨教授总结了引人注目的两点：一，经济结构变化迅速，步入了“后工业化社会”，其中金融服务业最为先导，扩展规模也最为庞大；二，形成了大量知识储备与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技术创新能力。第一个结果意味着，金融服务业扩展得无处无时不在，造就了发达经济体随手可得的信用支持以及规模呈加速度扩张的资产市场，从而使个人与家庭消费的主体力量来源于资产和信用市场。第二个结果意味着，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回报也是发达经济体高消费的支撑力量。但总体而言，发达成熟经济体的高消费是由资产主导的，也就是由资本市场主导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发展中国家远非发达成熟的经济体，使其还无法迈入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投资或者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理应是其应有的经济特征。历史经验也显示，那些活跃的发展中国家，伴随其经济高速增长的正是高储蓄、高投资以及持续增长的对外贸易。这一格局也同样出现在发达成熟经济体过往的高速增长时期。所以，只要经济发展尚未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就不该视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为不合理、不正常，更不能将此作为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当然调控重点。

　　当今的美国和中国正是两个典型。就经济发展来说，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最成熟的经济体，也是低储蓄、低投资与持续净进口的国家，属于典型的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而中国，尽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但远非发达成熟，也远不是消费主导型的经济体，而属于高储蓄基础上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体。

　　这一事实体现为以下主要经济数据的差异：2007年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20%左右，但人口却是美国的4.3倍。美国是一个9.5万亿美元的消费体，消费占其GDP的72%；中国则只是一个1万亿美元的消费体，消费占GDP的份额为36%，仅为美国的一半。美国净国民储蓄平均仅为国民收入的1.4%，家庭债务额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33%，基于收入的个人储蓄数据在2007年后期变为负数；中国的储蓄率则高达40%，2007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到当年GDP的55.6%。

　　实际上，就可观察和感觉到的现实世界看，无论是居住条件、生活水平、教育、社会保障水平，还是城乡环境、科学技术水平、交通运输设施、人文资源，抑或是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中国与当今的美国差别都是巨大的。

　　既然如此，至少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发展达到如今美国的水平之前，中国必然处在投资主导型而非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阶段。保持较高储蓄水平，支撑较高投资增长速度，仍是现实的选择。至于逐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能是投资主导型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个阶段性结果，而非起因。在这一历史时期，只要工业生产向服务业的转变没有发生突发性加速，中国的资产市场及金融服务业就不可能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源泉。

　　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那种试图论证中国经济应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的理论，在笔者眼中，恐怕只能是误导。经济政策的选择，如果听命于外来压力而采取不切实际的扩大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结果将会断送中国应有的良好经济增长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