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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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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纬度研判中国市场化进程
    2008年03月10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苏小和 沈飞昊
      郭晨凯 制图
      ——在亚布力倾听经济学的声音

      ◎苏小和

      财经作家,现居北京

      中国一群有思考动机的企业家,8年前把他们的思想空间安置在亚布力这个寂寞又美丽的地方。大家期望,在这里,思想能像滑雪场一样洁白,像雪人一样飞翔、自由。有人总结,亚布力论坛可能是中国真正具有NGO性质的民间思想阵地。如果你想不装腔作势,如果你打算说真话,那么,请你到亚布力去。

      早些时候,北风卷着雪花一起奔走,我在亚布力听到了经济学的回声。

      还是那些熟悉的名字, 张维迎、赵晓、华生、陈淮……,但是因为在亚布力,没有了媒体的围追堵截,也没有台面上的故作深沉,这里的经济学声音忽然变得真实、直接:

      30年前,当中国人沿着市场化的道路出发的时候,没有谁能想到今天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如此大气磅礴!市场化的改革为什么具有如此宏大的力量?市场化的改革为中国提供了哪些伟大的可能性?我们在这样的改革进程中,在享受改革成果的同时,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建设做出了哪些贡献?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沿着四种经济学维度去思考:

      首先是不断发展的产权改革为中国企业建设提供了伟大的物权基础。

      计划经济的产权基础是建立在职位基础上的产权,市场经济的产权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权利。这是理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计划经济下,所有人拥有的权利依赖于在政府系统中的地位,人们要获得权利首先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某种泛政治的、泛官僚的过程。这种谋求职位的过程更多表现为财富的寻租过程,带来的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毁灭,大量的资源用于相互斗争,用于内耗,大量的权利行为被降为短期行为,被人为滥用。

      今天,中国企业家群体正在用创造财富的手段提升产权价值,促进经济发展,我们正在走出陈旧的官商链,代之以真正市场化的自由企业生态。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社会中现存的诸多问题恰恰是转轨所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种产权并存。建立在职位基础上的产权和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产权形成了醒目的冲突,只有彻底完成从基于职位的权利制度转向基于财产的权利制度,才能这真正有效够消除腐败现象,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最大限度发挥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提高财富的使用效率。

      第二种纬度是,配置资源的信号系统实现了本质性的转变。企业家群体深知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什么目的?依赖的标准是什么?有限的资源怎么能够创造最大的价值?这是企业家一直孜孜以求的课题。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生活中引入了价格这个重要信号,价格变成资源配置的主体手段。在市场自由价格的信号引导下,企业完成经营决策,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产品,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轻工产品何等稀缺。因为计划经济操纵者固执地认为重工业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大量的资源投向重工业。感谢价格放开政策,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市场,有了自由竞争的价格体系,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自由竞争企业。

      第三种纬度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企业家的决策机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独立。计划经济下的决策者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者是企业家,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决策者由政府官员主导转向企业家主导,这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变化之一。现在看来,企业家决策是最具有市场理性的决策,因为他的决策动机,是基于市场基础的利润,是理性的投入产出比。企业家每天都需面对不确定性。企业家还必须不断创新,任何一个技术一旦循规蹈矩之后就不会再有利润可言,所以企业家只有不断创造新的方式,生产新的产品,才可能持续盈利。

      在经济学意义上,企业家应对不确定性、不断创新这两个命题,就形式而言,中外企业家并没有明显差别,但如果细分中国企业家的不确定性,沿着市场、政策、制度的不确定性几个向度思考,或者把创新细分为技术、商业与体制三方面,中国和西方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就相当醒目了。我们总是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仅仅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热切希望在下一个30年内,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精力能真正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研究消费者偏好,研究市场变化,研究技术变化,而不是继续忙于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

      第四种纬度是,地方分权竞争对中国改革创造了巨大的推动力,也给中国企业家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空间。地区之间的竞争是推动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沿着这样的思路去看,地区之间的竞争把全国的产权变成一个地区产权,每个地区就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从经济学意义上,地区产权拥有了自己的剩余索取。如此,地区之间竞争的态势如火如荼,哪个地区竞争能力卓越,区域经济就得到高速发展,地方官员因此就得到更多的拥戴和提升。这是个有制度探索意义的经济学过程,由此导致中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面积的民营化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民营化过程,地区经济就很难持续发展下去。对此,江苏和浙江的比较是最醒目的案例。一个时期内,江苏经济曾经以集体工业为主,浙江则以私人经济为主,90年代中期之后,江苏的一些企业陆陆续续全部民营化,市场的自由规律和现代企业有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得到了有效推行。如今,江苏经济正以某种健康的发展速度对浙江经济构成强有力的竞争。

      在亚布力,我还听到了一种深深的担忧,那就是中国目前上上下下蔓延的反市场倾向。大家的共识是,回顾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都是由于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还不确定。现在政府拥有的权利还太大,企业家的作用还没有能够真正彻底地发挥出来。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恰恰是那些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如果因噎废食,否定市场自由竞争的价值,那么,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制度不确定性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敢做生意的企业家将会越来越少,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弱势。因此,必须坚定不移推动市场化改革,将自由竞争推进到市场的所有领域,中国企业的发展才能赢得更大的驱动力,中国经济才会取得更大进展,并最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